就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源流来说,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律篇》这两部著作早就该翻译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才得以完成。这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这至少表明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比学术自身的价值更为紧要的关系。而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及他的这两部著作在西方政治法律目前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上述命题的另一个证据
国家篇
英译本导
卷
一、(没有积极的爱国主义)……(就从来也不)可能把我们的(祖国)从敌人的进攻中解救出来;盖尤斯?杜依利乌斯、奥卢斯?阿蒂利乌斯或卢修斯?梅特卢斯也不可能使(罗马)免除对迦太基人的恐惧;那两位西庇阿也无法以他们的热血扑灭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熊熊战火;当这种爱国主义以更大的愤怒再次喷发时,昆图斯?马克西姆也不能减少它的重要性,马库斯?马塞卢斯也不能将之粉碎;普布利乌斯?埃米利安努斯也无法将之与这个城市分离,无法将之约束于敌人的城墙之内。
还有马库斯?加图,这位曾出身低微、默默无闻的人——由于他为我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我们所有献身同样追求的人都获取了勤奋和勇敢——很可能就在离罗马很近的图斯库卢姆住下去了,在这个有益健康的地方,享受 他悠闲的生活。可是,他这位被我们某些朋友认为是疯子的人,尽管并非出于强制,即使在高龄,却宁愿投身于公共生活的狂风暴浪之中,而不愿意过一种退休的安静与闲散的、幸福的生活。我不用提很多人,他们多到数不清,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共和国的救星;由于他们的事迹离开现一代人的记忆尚不算远,我就不打算说出他们的姓名了,免得有人埋怨没有提到他,或者没有提到他家庭中某位成员。我只满足于声称:自然已经给人类植入了对于品德的如此强烈的需求,植入了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如此强烈的愿望,这种需求和愿望超过了一切来自欢乐与闲散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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