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经历的是某个单一的刹那，而不是一个时代。

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什么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显然，对于今后要来到世间的数十亿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如今的网络技术将是一个巨大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极细微地知晓一点点，故事也很自然，因此都会被大家所忽视。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曾疯狂地迷恋电视机，但最终，电视机可以一直开着无人观看，正如他们之前的人冷落收音机，任凭它们低声细语、如泣如诉。我们之后的数代人也将被互联网淹没，对于互联网的基本目的和意义的疑问，也将不复存在。在他们的生活中，将会缺失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先辈们想当然就拥有的一种思想理念，而他们却几乎无法察觉这些重要东西的消失。

但是，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刹那，那是两种存在方式交替的刹那，这是非常难得遭遇的机会。我们这代人曾经一无所有。如今，我们可以获得互联网所提供的不可思议的联系。如今，我们尚有为数不多的时日，可以让我们亲身经历“前互联网时代”与“后互联网时代”的差异。

这个历史刹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验。在巴士站等车之时，我们的手会不假思索地去掏出手机。或者，我们跟朋友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听到手机的呼唤，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我们的谈话还是可以很融洽地进行，只需要说“稍等片刻”……

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乱糟糟的巨变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那的差别，这也是我们的后代很难抓住的一种差别，那就是“缺失的终结”，即永无缺失。白日之梦境，不再无声；独处之煎熬，再也无踪。

我是2008年接受温哥华杂志编辑工作的。当时，全球经济危机也给我们行业的摧枯拉朽出了一把力。有蒙特利尔的业界大亨一口气裁员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责任，也被我们幸存的几家杂志社非常不情愿地承担起来。十年前，没有几家杂志的编辑需要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管理推特(Twitter )或脸书(Facebook)，进行互动。但如今，我们在管理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我们耗费着时间，盯着四四方方的电脑屏幕，创造着电子的虚无。

在编辑会议上，我们总是被抱怨，说我们在推特上的互动不够多。有24小时，开过编辑会议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小隔间。桌上那两个永不关机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窗口。我开始写一篇关于太阳马戏团的小文章。刚敲了不到75个字，艺术版主任通过“iChat聊天”发给我一个视频——男模安德森•库珀自爆为同性恋。我马上去看那个视频。正看着，又一个iChat聊天窗口弹了出来，是主编发来的，问我一个问题。我只好打开电邮的收件箱去找一封旧的邮件。与此同时，我母亲也发来电邮到我的另一个邮箱，让我明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带上她喜欢吃的沙拉，等等，等等。不到十分钟，我进行了十多种数字互动，但是全都开了个头，没有做完。那个活泼的实习生飘过我身边，问我一个问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我想尽快关闭的窗口。早在1998年，女作家琳达•斯通就对我的这种状态做了一个经典的描述：“持续局部注意力”。这是一种即兴的状态，但我似乎每天都被这样的状态所主导。

如果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件事，然后再开始做第二件事，那么我们杂志社里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的。电脑屏幕上的警告提示，我从不放过；手机的每一个提示，我都会处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员盖瑞•斯莫博士(Gary Small)曾经写道：“人们一旦习惯了这种状态，就会在永不中断的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们的自我和自重将得到满足，而且不可阻挡。”我想，有那么多要跟我建立联系的邀请向我铺天盖地地袭来，我确实获得了某种满足感。我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一定非常需要我。我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在杂志社工作几年之后，情况变了，我对那些手机提示的态度变了。到底是什么变了？

斯莫博士说，如今，这种破坏的气氛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刺激我们的肾上腺喷发肾上腺皮质醇和激素。

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在短期内大量释放能量，使记忆力得到增强，但是长期来看，这会损害认知能力，导致忧郁症，并且改变脊椎海马体、杏仁核以及脑前额叶外皮的神经元回路(脑前额叶外皮是大脑控制情绪和思想的部分)。长期慢性的技术烧脑甚至可能改变大脑的内部结构。

“技术烧脑”，真形象，真生动。在那备受折磨的午后，曾有一度，我停下手头的工作，算了算两个屏幕上开启着的窗口的数目。14个！我一边数着，手机又响了一下。

跟互联网一样，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使某些工作变得荒诞无稽或毫无用处(永别了，修道院缮写室里的抄经员)，而且它的摧毁程度远非如此。由于活字印刷，复制书籍的度和速度得到极大提升，于是出现了类似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数据大爆炸：在巴黎进行的布道会佳作，可以在里昂地复制。(品牌价值也有了提高：有史以来及时次，臣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君王的相貌。)这样的统一性，为知识与科学理解的巨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的知识界还是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在此之后，他们可以开始进行国际性的讨论。学者与人士可以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而不是重蹈他人之覆辙。印刷术的影响席卷整个欧洲，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导致了马丁•路德打破天主教会的禁锢，更触发了启蒙运动。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出版书籍价格低廉，数量众多。很多人，从读诵史诗的人，到有财力、拥有手工制作的书籍的少数权贵，均受到影响。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写过一本小说《约翰•古登堡的辩护》(The Justification of Johann Gutenberg)。在书中，古登堡与一位修道院的院长进行了辩论，他们针对的不是印刷的内容，而是阅读这些印刷物的方法。那位修道院的院长说：“上帝的语言需要由祭司来解读，而不是像粪土一样被传播。”印刷物的泛滥，使得普通人对其内容唾手可得，对天主教会的构成重大威胁，也剧烈动摇了文化基础。但是，在1450年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印刷界只在数量上有了发展(书更多了)，而有限的市场、有限的流通、有限的识字程度都阻碍了印刷术的真正发展潜力。我们目前的情况与之不同，我们能够立刻感受到生活有了本质上的飞跃。我们的命运被网络技术重新谱写，立刻、马上，而且非常。

任何一个人若能在有生之年经历这样的变革，那真是三生有幸。毕竟，1450年古登堡的印刷术所带来的变革，不是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的。那是一场缓慢的演变，历时数个世纪，其的作用才最终得以显现。在英格兰，19世纪之前，普罗大众识字水平很低，跟印刷出来的书本的接触本来就很少。而在印刷机出现后的350年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而如今的时代，大浪淘沙，前仆后继，此必灭彼，后后灭前前。我们所经历的是某个单一的刹那，而不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