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1912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这一百多年来，在历史的上空，这个问号若隐若现，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在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纸上的县治理想

他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文明，他们是古老中国一小部分先文明起来的人。如果用成败标准去衡量，他们追求的理想迄今还停留在纸上。但当时他们确实真诚追求这一理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那些关于各处乡村求生的记录，一不小心就成了1934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同黑白的默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但历史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命运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的轨迹，影响着相斫相杀的历史方向。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他给雷震的信中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第二辑

时局 饭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说一代精英的公共生活格局。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1933年，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却要写诗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故乡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爱他、护他的人。但是，已经改变不了鲁迅不喜欢杭州的事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鲁迅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锐，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他内心多么渴望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变得更健全一些。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中国历史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就是破坏力，始终是中国社会较大的力量。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另一种力量不指向政治，它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的，并不是雷霆霹雳，跟那些农民暴动有巨大的差异。

“九〇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低调理想主义强调的并不是一个人要有多么耀眼、多么显赫,而是脚踏实地,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耕耘。在我们栖身的这个时代,似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各个角落从事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但是这些不起眼的事情,放在整个历史当中,恰恰可能是最长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钱穆说荣氏的人生观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荣氏身上他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一面。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文化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文化的作用是长远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个张謇能为故乡带来什么乃是不可估量的。我看到了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影响历史的进程。有了张謇，南通就有了灵魂。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码头上彻夜映照着灯光，工人的号子声、汽笛声、起重机的声音、江水拍岸的声音……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融会成了一曲最最动人的交响曲，七十年后，我来到宜昌，在长江边上，试图寻找当年的痕迹，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盗亦有道”，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都值得思考。

到成都寻找历史

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重视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不朽。或者借助先贤的光环，来凸现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这个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为杜甫而存在的。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