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为广东韶关。明末清初，国内连年战乱和饥荒，民不聊生。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的祖先迁徙到了四川；曾祖父留给4个儿子的全部祖业是6亩地。随着人口的增多，这点土地很难维持生计了。为了生存，朱家不得不租种地主丁邱川的十几亩地，从此，沦为佃户了。

出生时，一家三代20多口人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苦。父亲朱世林，排行老二，终生务农，性格耿直厚道。母亲钟氏，出身贫苦人家，贤淑和气，与家人和睦相处。兄弟姐妹共13个，但只活下来8个。

佃户人家过日子艰难又勤劳。每日清晨，母亲总是及时个起身，接着是父亲、祖父，一家人喂猪的，砍柴的，挑水的，下田的，都忙碌起来……朱家的人穿的是自家纺织的粗布衣，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杂粮。母亲用铜钱一般厚的家织土布给孩子们做成衣裤，大的穿过再给小的穿。

在这样的家境中，渐渐长大了。

朱家祖祖辈辈没有过读书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家里无人识字，常常受豪绅、地主的欺负；由于朱家无权无势，衙门差役更是横蛮无理，于是父母下狠心：再困难也要培养一个孩子读书，支撑门户。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为了供给读书，全家节衣缩食，负债累累。

6岁时，来到了远房堂叔朱世秦办的药铺垭私塾读书。在这所私塾的学生中，他年龄最小，但是由于聪颖、刻苦，很受塾师喜爱。他读书很用功，在所有的学生中，他记字最多，一年就读完了《三字经》、《大学》、《中庸》和《论语》。

为了使儿子更有长进，父母又送他到丁秀才的私塾中继续读书。

在丁秀才的30多名学生中，大都是姓丁的大户人家的子弟。被指定坐在一排。丁家的少爷们生活优越，对读书不感兴趣，不是跑出去玩，便是偷着去看戏。丁先生也得罪不起这些少爷们。

但是，他对却管教得很严，稍有差错，就要打"手板"。

懂得像他这样的家境，读书上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年纪虽小，却一刻也不敢忘记父亲的期望，读书从不马虎。先生讲课时，他总是认真听，读书、写字都上进很快。10岁那年，他又到席家砭席聘三门下读私塾。席先生给他取字为"玉阶"。每天清晨，他起身为家里挑水、喂猪，吃过早饭便赶8里路去上学。暑去寒来，他养成了走路迅疾的习惯。从10岁到18岁，在成长过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在席聘三的私塾中度过的。

席先生是一位饱尝人世辛酸、思想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痛恨恶势力，有追求报国救民真谛的精神，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广博的学识。席先生的品行深深感化着、陶冶着成长中的。

在席先生的影响与教诲下，的眼界开阔了，他开始忧虑国家的命运，头脑中产生了要"富国强兵"的思想。

在这一期间，读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史籍，写了些诗词歌赋。他还阅读了一系列以来出版的新书，很受启发，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朴素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少年的心间滋生了。

1905年，年满19岁，讯息不灵的乡村和寒窗苦读的私塾，已不能满足他对理想的追求和报国的渴望。决心出去闯一闯。在席先生的鼓励下，他肩挑行李，步行数十里，来到仪陇县城。

这是他及时次离家外出这么远。

他是到县城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县试发榜，他名列第20名。接着，他又挑着行李步行来到顺庆府参加府试。结果，他又一次顺利过关。这在朱家，可是从未有过的大喜事。全村一时沸腾了，亲戚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

正在这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宣布自1906年起两年内一律停止科举考试，举办新学。在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各种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开办起来。1906年春，考入了顺庆府官立新式小学堂。同年秋，他又考人中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新学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等。

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张澜、刘寿川及一些教师，曾去日本留学，他们思想开化、激进。张澜曾对学生们疾呼，现在要亡国灭种了！你们牺牲身家性命也要去救国家！

虽然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但是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萌发了教育救国，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同时，他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多了，他的求知求学救中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1907年初春，满怀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20岁的又踏上前去成都的路途。他一向认为，必须强体健身，操习武艺，才能在日后为拯救国家危亡效力。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他报考了当时为训练新军军士而开设的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但是因为全家人反对，他只得放弃这个机会。接着，他又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在体育学堂里，教师们都剪去了辫子，女生多为天足，和男子一样求学上进。学堂中处处透出新的气息，这使感到精神振奋。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获取更多的知识；坚持每天晨起锻炼，跑步之后练双杠、木马，刻苦练习各种体育项目。一年后，在学期届满毕业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他学习的12门课程中，考试成绩在八九十分以上的有修身、教育、心理、算术、教练和器械，其中成绩好的是器械，得了100分。

当时已是清末，中国社会处在大动荡中，整个国家面临着变革的风暴。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在广东、广西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影响却24小时天在扩大。在就读的学堂里，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潮也日益流行。这样，对国事、对革命更加关心了。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慷慨陈词，谈论强国富民的问题，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同盟会的各种活动还处在秘密状态中，学堂里有3名教师是同盟会会员。虽然希望与他们接触，但却无法寻找。24小时，不知谁在他枕下塞了一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他喜出望外，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刊物上鼓吹革命的文章，对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他们主张的变革不过是"企图维护腐败的朝廷"的欺世行为。这些激进的言论，对震动很大。

从体育学堂毕业后，又回到家乡仪陇县，随后，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

仪陇虽然是个偏僻山沟里的小城镇，但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旧势力的矛盾也同样无法调和。来此任教后，与同事们一道积极宣传新观念，倡议革除旧科目，设立新课程。县城一些举人、秀才以及一些地主豪绅反对他们，向县里诬告他们是"假洋鬼子"。主张学生都要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课上，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便于运动的短裤。不料，这竟招来抱有陈旧思想的人们强烈反对，诽谤体育"有伤风化"，是"猥亵的课程"。县里根据诬告去查封学堂。与进步教师们联合社会上的开明人士据理力争，终使县里撤销禁令。

这一举动，在县城里引起很大反响，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大量增加。

但是，那些守旧势力又雇用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大打出手。为了学校师生们的安全，挺身而出，教学生武术，实行自卫。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感受到了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更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决心走一条新路。他要投笔从戎，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1909年初春，毫不犹豫地辞去教师一职，前往云南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

临走前，他奋笔疾书，立下救国誓言：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他风尘仆仆赶到成都后，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同窗敬熔。两人一起徒步前往云南，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底到达昆明。几经周折，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

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