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部分)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及时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 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 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 冯 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 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 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及时，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 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 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 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 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 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 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 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