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两年后，1951年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沈葆德交给组织的自传是这么开始的……

沈葆德，字君玉，女性，今年六十七岁。生于公历1889年8月1日，在湖南四咸湖外婆家出生。五个月时就回到父亲家，是上海人。

家庭成分──三代以前务农。曾祖经商。祖父经商，但不内行，交给别人做，自己捐了一个小官，独自一人到湖南上任。大概也不会做。据三叔告诉我，他死后的棺材还是同乡会捐出来的。

祖母是地主出身。听说嫁妆很多，有一百亩田。父亲有兄弟四人、姐妹二人。商叶(业)倒闭之后，一家人全靠祖母过日子。

大伯父早亡，存下寡妇大伯母。祖母视之犹如女儿，所以很相安，生活在一起。她工缝纫，天天替衣庄上做衣服。这样积蓄了不少钱。

父亲行二，是秀才。三叔是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毕业的。之后到日本去留学。回来在南洋公学附小做主任，有三十余年之久。并著有《沈心工唱歌集》，富有革命思想。全国学校都采用它的。四叔在衣庄上学生意，没有出息。

我的生日是光绪十五年的七月初。那年头没有医院，没有出生证，也没有人口调查。可查的出生日期是学校的档案：那档案是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登记的。可是我母亲却坚持说我出生在虎年，而且那天的月亮是圆的(虎年是光绪十六年，光绪十五年是牛年。月初是月牙，月中才是圆月)，一个母亲怎么能够把自己孩子的属相和出生日期弄错了？！特别我是她最小的孩子，而且是家中的女孩子。一个父亲是决不会注意到属相和月亮的圆缺的。

我的祖宗在浦东有地，那是在黄浦江的东岸，面对着上海；他们后来在上海又有了买卖。在咱们这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兼资本家。我既然是他们的后代，就必须承担他们剥削无产阶级的罪恶。为了赎自己的罪，我一定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按照都姆妈(大伯母)告诉我的，我们家在浦东定居之前，祖先是在浙江靠海过活的。

都姆妈告诉我，我家是这么起家的：

清朝嘉庆元年(1796)，我们家的一个祖先从浙江驾着船来到高桥(黄浦江入口处的一个小渔村)，他一不小心，把吃饭的碗掉进了江里。

于是他就对他自己的船员说："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应承。饭碗是一个人的生计。老天爷的应承是说要我在这里安家立业。"

这样，他就把船卖掉了，上岸从事耕种。从此，他就再也没有下过海，也没有再回过浙江的老家。

三叔却有他自己的说法：我的六世祖沈卧云，由于受到他血液里继承来的海盐的召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海觅生活。他一步一步地从学徒爬到了老大(船长)。几年之后，他买了一艘沙船。从这一个沙船的买卖开始，没过太久，他就拥有了一个五十三艘沙船的船队。他甚至造了自己的船坞和码头，那就是在老上海南市的"生义码头"。在鼎盛时期，号称是上海三大船家之一。

卧云对他的员工很大度，对穷人很慷慨、慈善。在长毛匪占据浦东的时候，他自己出钱开办了一个难民收容所。那个收容所维持了好几年，直到长毛匪被镇压了才停办。他在收容所里甚至还开了一个诊所和一个学校。

但是一到生意上，他却十分精明，毫厘不让。有一次他去了东北的港口牛庄买大豆。当地的商人都很熟悉他，他一到，就请他去吃花酒。正喝得高兴的时候，他的账房先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对他说上海有个商人来到了牛庄，不知道搞什么鬼，正在收购当地所有能够买到的大豆油。原来，沈卧云离开上海后，那里的油类突然缺了货。在洋油(煤油)进口到中国以前，植物油不只是用来做饭吃，而且也用来点灯。

他听完账房先生的报告后，不置可否，打发他马上走开；他一连几天仍然在那里饮酒作乐，丝毫不动声色。就在那几天里，上海来的那个投机商，买断了牛庄所有豆油的存货。

那个商人要装货上船的时候，发现牛庄所有装油的篓子都已经全卖光了，多方询问后，才知道油篓子都卖给了一个没有买一滴油的人。那个买了油的商人为了抓紧时间运油，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求那个买了所有油篓子的奇怪买主。那个奇怪的买主不是别人，就是他沈卧云。卧云非常大方，满口答应把他全部的油篓子让一半给对方；但条件是，对方必须把豆油也让给他一半。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协议。那个油商所没有料到的，是沈卧云的沙船桅高帆大，比他的那些船快得多。等他的船到达上海的时候，沈卧云运来的货，已经把上海的油降回到了原来的价钱。

卧云对他的后辈说："那次生意大家都没有赔本，即便那个贪婪的投机商也没有赔钱；他只不过是没有宰到消费者而已。做生意，你必须先考虑你顾客的利益，要饮水思源；你自己的利润要放在后面考虑。我更高兴的是，我没有留在我祖上的农田里去剥削穷苦的农民，而是在船运业上为公众服了务。"

十九世纪中叶，汽船来到了中国海岸。到咸丰十年(1860)，生义码头开始走下坡路。在我祖父接管它不久，那个企业就一蹶不振了。我敢说，如果那时候卧云还活着，他的企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像他在牛庄买了所有的油篓子那样，他会在他所有的风力沙船上安装蒸汽机；沙船比洋船小，吃水浅，能停靠比较浅的码头，能兜揽小批货物，而且船期灵活；有这些优势，装上轮机的沙船一定能打败那些大轮船。

可是我祖父不懂生意经，不久就破了产，欠了一大笔债。为了躲债，我祖父离开上海，去了湖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祖母说过，那些债主有多么可怕。债主把我祖母的家具和个人的物品都拿走了，住进了她的房子，在里面吵吵闹闹。家里男人都跑了，只剩下了女人。债主们要那些女人伺候他们，喝醉了酒还打孩子。

在清朝末期，皇帝也缺钱了：朝廷除了巧立名目多征税之外，就卖官给有钱的人，来增加收入。我祖父借此就给自己买了个湖南的五品官。

当他逃到湖南之后，发现他买的那个官衔比知县还大，职位仅次于道台。我祖父没有涉猎官场的经验，但他感到这么大的官不是自己能干得了的，于是就放弃了那个五品官，重新捐了个九品的小官，就任了一个"督查"：他觉得他还能够胜任这个职务。一切安顿下来之后，他雇了一个人，让他把他在上海的家眷偷偷接到湖南他身边来。

但是我祖父做督查的薪俸养活不了一家八口，所以不得不让他妻子的娘家帮忙养活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祖母家是上海富裕的地主。她嫁到沈家的时候，带来的嫁妆里，光是城里的地就有一百亩。

作为富裕地主家的闺女，我祖母忍受不了挣钱很少的政府小官家里的生活。她在湖南没多少时候，就带着两个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回到了上海娘家去住。

我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祖父有两个女儿。由于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所以在家里不算数。)我父亲读经书读得很好，他中了秀才，有了这个功名，他就在湖南教书。

我祖母还没有回上海之前，就为我父亲定了亲，娶了当地一个文官的女儿。他们生了两个孩子。

我父亲只靠他教家馆的束修很难养活四口人。，他不得不把我母亲、我哥哥和我(当时我才五个月)送到上海的姥姥家，而他自己留在湖南教书。

我五岁的时候裹了脚。在那个年纪，我还不知道在那糟蹋女人的封建社会里，裹脚是不人道虐待妇女的陋习。我把裹出来的小脚当成了美，心甘情愿让男人日后把我看成是步态婀娜、三寸金莲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