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遭遇错误肃反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委在赤源县周家峻(今属子长县)成立，担任工委委员。西北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

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带领主力红军转移到陕北作战时，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不断变换方位，竖起红旗，点燃篝火，布起疑兵迷惑牵制进攻苏区的马鸿宾部达一个多月。

4月13日，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队、赤卫军、庆阳游击队100多人撤离寨子湾，向东边的洛河川(今陕西省甘泉县境内)转移。途中，先后两次被敌包围。脱险后，发现双脚不知何时被马镫磨出了血洞，催马疾驰的鞭痕也在白马身上留下一道道血印。后来，刘志丹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5月，陕甘边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下寺湾一带，边区政府驻义子沟。边区政府在胡皮头开设集市、发行苏币，在桥镇、阎家沟、王家坪等地开办列宁小学，在王家坪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军政干部。还派出王忠秀、王大有、王殿斌分别到洛川、保安和三边(靖边、定边和安边)组建游击队。

7月的陕甘高原艳阳高照，生机盎然。但随着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等的到来，"左"倾机会主义的阴云又开始在陕甘边扩散开来。

朱理治偏听偏信西北工委委员、组织部长郭洪涛等人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指派李景林和惠碧海到陕甘边帮助工作。李景林担任特委书记后，只要听说谁是富农就斗争谁。惠碧海带领工作团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把富农的东西分完了，就赶他们"上山吃草"。群众在狂热中见到什么就分什么。

一次，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长杨玉亭从洛河边经过，群众竞从对岸浮水过来要没收他随身携带的公款。对此，予以坚决抵制和纠正，在特委会议上坚持撤销了惠碧海的职务。

刚刚进入9月，就有好消息传来，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25军艰苦转战进入了陕甘边。、刘景范等派人赶着牛羊犒劳远道而来的红25军将士。

9月中旬，在永宁山主持大会欢迎红25军到达陕北，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时，陕甘边的形势不容乐观。在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又调集十万兵力加紧对陕甘苏区进行军事"围剿"。

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后，成立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即被撤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也被改组，聂洪钧任主席。陕甘晋省委甫一成立，就认定所谓"右派"组织及分子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组织和红26军之中，21日便开始在永坪镇捕人。

回忆："开来了30多人的名单，我、景范(刘景范)都参加会的。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及时次才捕了9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

越到后来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拿我的名义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有人暗示可以逃走，免遭无谓牺牲，他坦然答道：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很快，被认定"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的也遭到逮捕。聂洪钧在给的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罪状"有三条：及时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在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被关在汇川通当铺的窑洞里，天寒地冻，地上仅放些谷草，睡觉都绑着手和脚，身上长满虱子，吃不饱，喝不上水，也不允许上厕所。"肃反"执行者肆意酷刑折磨，逼迫他们承认是右派、反革命。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当时年仅6岁，和母亲同桂荣一起去找父亲："人家对我母亲说，可不得了，连埋人的坑都挖好了。我母亲带我去看，那一人多深的坑啊！我母亲一看就哭了。"错误的肃反，使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P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