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前半叶的利玛窦研究

民国初年推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最重要人物是马相伯，1912年他和英敛之就上书罗马教宗，希望开办教会大学，认为“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他们认为，应继承利玛窦的学问之道，推动中国大学的发展。马相伯认为：“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以借以转移者也。是以数年之国髓，传于经史；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多寡为衡。……然而，书籍之不注意，何也？”④由此.他重视收集明清间天主教中文书籍。马相伯先后为《辨学遗牍》、《主制群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灵艳蠡勺》、《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等明清问中国天主教的重要中文文献的出版作序，他在《书后》一文中对利玛窦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利玛窦“生三十许，而学行大成。矢志继圣人之志，愈迍邅坎坷，而志愈坚，卒为我中国首开天主教之元勋”。马相伯认为，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利玛窦30余年刻苦学习中文，他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在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之景教邻于梵译，元之镇江十字寺碑，羼以音译；远不如利子近译，戛戛独造，粹然一本于古书，文质彬彬，义理周洽，沾丏后人，于今为烈，盖不独首开天主教为足多也已。”

在马相伯的积极推动下，英敛之、陈垣、向达等人以文献整理为其主要使命，对民国初年的利玛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英敛之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学初函》民国初年，他经十余年努力找到了《天学初函》的全本，并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献，他在重刊《辨学遗牍》的序言中说：“《天学初函》自明季李之藻汇刊以来，三百余年，书已希绝。鄙人数十年中，苦志搜罗，今幸寻得全帙。内中除器编十种，天文历法，学术较今稍旧，而理编则文笔雅洁，道理奥衍，非近人译著所及。鄙人欣快之余，不敢自秘，拟先将《辨学遗牍》一种排印，以供大稚之研究。”⑦《天学初函》包含了利玛窦的10部著作，英敛之重新整理出版这本书，功不可没。

民国初年对中国天主教史学术研究推进较大的当属陈垣，在利玛窦的研究上他主要收集和整理了《辨学遗牍》、《利先生行迹》等文献。陈垣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极为重视。在谈到这批文献的整理时，他认为应该继承李之藻的事业，把《天学初函》继续出版下去，在给英敛之的信中说：“顷言翻刻旧籍事，与其请人膳抄，毋宁径将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续天学初函理编为天学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难办。细想一遍，总胜于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费，故拟仿涵芬楼新出四部丛刊格式，先将《超性学要》(21册)影印，即名为天学二函，并选其他佳作为三函，有余力并复影初函，如此所费不多，事轻而易举，无膳校之劳有流通之效，宜若可为也。乞函商相老从速图之。此事倘性行之于数年前，今已蔚为大观矣。”@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为《乾嘉基督教录》，为中国天主教的文献作一次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缺拾遗。他的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

向达先生不仅是民国期间敦煌学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利玛窦文献整理的重要学者，他在《上智编译馆》上所发表的《台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是他把自己在法国、罗马等地的几个刻本统一勘校后整理幽来的，在当时是好的校本。

正是在马、英、陈等人的努力下，民国初年在这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天学初函》以外，他们发现并抄录和整理了《名理探》、《圣经直解》、《利先生行迹》、《天学举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铎书》、《幼童教育》、《超性学要》、《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教要序论》、《代疑论》、《天释明辩》、《豁疑论》、《辟妄》、《代疑编》、《代疑续编》、《答客问》、《天教蒙引》、《拯世略说》、《轻世金书直解》、《古新经》、《三山论说》、《遵主圣范》等一系列的天主教历史文献，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对于民国初年的玛利窦研究和整个天主教史的研究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利玛窦研究上开始从文献整理阶段进入到深入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在利玛窦研究上有两个领域十分突出：一是语言领域，一是地图领域。

我们首先从语言学界对利玛窭的研究说起。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汉字注音方案。王征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西儒耳目资》吸取了利玛窦的成果，更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在明末清初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方以智的《切韵声原》，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和刘献廷的《新韵谱》、《广阳杂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汉语拼音对于识字的重要性，从陈垣先生整理出版了利玛窦的《明季之欧化美术与罗马字注音》后，传教士对汉字的注音历史开始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一直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盂杨的《中国音标字书》，1916年刘继善的《刘氏罗马字》都是在探讨用罗马字注音问题，在这些著作中都涉及了对利玛窦《西字奇迹》的评价，例如，利氏所用的字母数量，所发明的送气符号等问题。

其间徐景贤1928年的《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考释》和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罗常培认为，对来华耶稣会士在伦理、舆地、理化、生理、农业、水利、制造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有了研究，但他们在音韵学上的关系，不大引人注意。在他看来利玛窦等人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1.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