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动物之歌

声色“虫”生

虽然不知它的真实身份，但是我被它的声音深深吸引，如果我们能多认识这些鸣虫的声音与它们出现的季节、地点，不就会有更多有趣的体验？

孟繁佳在他的微博网志上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孟子第七十四代玄孙。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探索未来；在古典与梦幻转隙，寻找真实。”我是在台北认识这位先圣的后代，繁佳的太太是中国台湾人，他有很多台湾地区的朋友，而我跟他结缘，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北京一代还懂得聆赏“虫鱼花鸟”生活的文人雅士，尤其他从小就爱养鸣虫，各个品种他都在行，这种即将失传的文化内涵，在繁佳的成长记忆中留下许多精彩的历史见证。

我邀请繁佳来家里玩，带他欣赏我的绿色花园，还有一池塘的金鱼。台湾地区天气湿热，植物很容易生长，所以一年四季都是鲜绿。而我的小池塘更是一个自然演替的生态池，原本遭弃养的金鱼，来到这里繁衍子孙，不需特别照料，就兀自鲜艳夺目。台湾地区野地的虫鸣声响更是复杂到难以辨认，这样的缤纷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甚至不太珍惜，反而在高纬度的北国，漫漫长冬难熬，老北京人养“鹩哥儿”、养“蝈蝈儿”，是因为喜欢有自然声音的陪伴；在家里种菊花赏金鱼，是因为在冰天雪地里，还能增添几抹绿意与色彩。

最传统最古典的随身听

这种刻意经营的声色生活，是北京传统的文化。据说，中国从唐朝就开始流行养虫，最早是后宫中的宫女饲养鸣虫，为了排解生活的孤寂，后来一直流传至今，晚清期间更是盛行。这种文化甚至影响到日本，著名的“东都名所道灌山虫闻图”，就是描绘江户时代(1603—1 86 7年)，今东京日暮里地区的秋日傍晚，当地人家一面观落日，一面赏虫声的风雅生活。

对虫声虫影的喜爱，一切的启蒙得从养虫开始。196 年出生的孟繁佳，自小就从长辈那里学习到如何斗虫跟养虫，他说，很多小孩都会去翻出家里的搪瓷缸，还刻意把它打破，顾不得挨骂便兴冲冲地营造起栖地，他们懂得模仿大自然土壤的堆栈方式，上面要想办法挖一些潮湿的青苔养着，并持续浇水直到把环境打点好了，再弄出高山低丘的造景，便大功告成，接着只待迎虫入缸。

这些虫有的是自己抓来的，也有的是买来的；像山东来的虫比较好斗，浙江的虫叫声好听，叫做蛉虫，各有不同的特色与功能。养虫的罐子，除了瓷缸，还有葫芦罐、小木盒，各种质材与雕工的造型，不仅展现工艺之美，也呈现不同的经济地位。讲究的盒子甚至用玳瑁或是象牙来雕刻，再配合名家的书画，这些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玩具，贩夫走卒根本负担不起。

繁佳说，养虫的盒子大小，要以虫有足够振翅的空间为准。他说他养的鸣虫，有的只像米粒般大，有的跟黄豆差不多。他喜欢听黄蛉的声音，冬天会用个小盒子装只小黄蛉养着，然后放在厚重的衣物里面，虫一感受到温度升高就会开始鸣叫，在苦寒的冬日中，鸣虫的旋律让他特

别温暖舒畅，不过这已经不是现代年轻人所能够理解的声音感受。算来这种随身带着歌手的容器，应该是老北京最传统又最古典的“随身听”了。

马虎不得的悉心照料

不过要供养这只歌手，绝非易事。养虫大事，打从中秋之后，就要开始张罗。

秋季，对鸣虫来说是重要的季节。从中国文字的起源就可以看见端倪，“秋”这个字的甲骨文，根本就是一只虫子的模样，而且是只鸣虫。至于它的叫声，就成了这字的声音，如此想象，实在非常佩服古人的逻辑与创意。

繁佳说，养虫的盒子要用茶水擦拭，茶的质量得讲究；养虫的食材也不得马虎，他都是用鲜美多汁的“山东苹果”来照顾他的歌手。当然，这小虫顶多只能消耗一些果渣，其他全进了主人的肚子里了。繁佳说起虫子整个眼睛都透着晶亮，展现极高的热诚，连如何帮虫子“洗澡刷牙”也巨细靡遗的交代。“刷牙？”我不可置信地叫了起来。

原来，养虫得观察它们在野外的习性，这些靠饮朝露维生的小虫，喜欢通过锯齿叶缘来刷背清理自己。于是养虫的人就会用小毛笔沾茶水帮虫清洗，也顺势往虫子嘴里一抽，“水吸了，牙也刷了”。繁佳的京片子让这明明繁琐的过程，反显得有份利落。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养虫的毛笔也很有学问，有用猫须、老鼠须的，还有用少女的发丝，可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对不大讲究休闲生活质量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嗜好，简直是“玩物丧志”，是属于没落王宫贵族爷儿们的生活。繁佳不同意，他觉得从养虫到听虫，是一套完整的“知识经济”，需要有计划的保存与推动。我同意繁佳的观点，但是也很好奇，为什么是“爷儿们”的生活？难道只准男性玩虫吗？繁佳的解释也很绝，他说，虫生活在土里，属于阴性，所以只适合与阳性生物在一起。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喜欢养虫的以男性居多，拿虫去斗去赌博的也是男性的天下。但是偏偏在中国台湾就有一位女性也在研究这群鸣虫。

刚认识蔡惠卿，是因为我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种子教师”的培训，她是“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大自然》杂志的总编辑，更重要的是，她是台湾地区推动“生物多样性教育”幕后非常重要的推手。

听虫带来的心灵疗愈

惠卿跟我一样是学新闻的背景，因缘际会走入保护事务，觉得自己应该修一个自然科学的学位，原本想念植物，后来却意外走入昆虫学的领域，并以“蟋蟀文化”作为她的论文主题，因为惠卿本身是台南人，从小就耳闻台南人斗蟋蟀的民俗文化，也从父母辈口中知道很多关于斗蟋蟀的趣事，于是她就以此来了解与当地人文的关系。惠卿发现，中国台湾的“蟋蟀文化”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在嘉义以南长大的童年，才有蟋蟀的陪伴；北部的环境因为开发的时间较早，没有这样的声景环境。

除了养蟋蟀玩蟋蟀之外，惠卿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着迷于“听蟋蟀”的案例，是“自然生态保育协会”创会理事长张丰绪先生的真实故事。张丰绪是中国台湾著名的政治人物，曾经当过台北市长、“内政部长”……政治资历显赫。但是他却有一个寂寞的童年，身为幺儿，因为家中兄姐年纪悬殊，陪伴他的反而是乡野间的昆虫，特别是蟋蟀，小时候他总是把蟋蟀塞在火柴盒里，怕老师发现还把蟋蟀翅膀反折，没想到上课到一半，蟋蟀自己翻身，当场大鸣大放，他只好被老师罚站……童年点滴，成了他生命最重要的回忆。

几年前，张理事长生病在家，知道惠卿研究蟋蟀，特别央求她带几只蟋蟀给他，因为他非常想念蟋蟀的声音。惠卿特别张罗了几只黄斑大蟋蟀，声音非常洪亮，张丰绪听得开心，让它们住在花园中，没想到几天后就被石龙子吃了。后来几次他住院，惠卿索性送了一张蟋蟀CD，

希望能带给病中长者一些安慰。惠卿说，这些伴随人类成长的鸣虫，对人类居然能发挥疗愈的力量，这简直就是自然医学的实证。除了声音有疗愈的功能外，养虫的器具也有。

惠卿多次跑去上海与北京，搜集了各种养虫的器皿，真的是工艺辈出，有的葫芦罐中甚至放了簧片，作为扩音之用，各种精巧的道具，我看了也爱不释手。

寻回与鸣虫的生活联结

除了物件的收藏，惠卿的论文完整收录了唐诗宋词中各种关于鸣虫的作品，非常用心，也让人窥见我们所丧失的那份聆听声景的情意。

“悄悄禁门闭，夜深无月明。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白居易

我仔细在记忆中搜寻，最早被一种蟋蟀声音─那种像是小鸡声音的绵柔质感─吸引，是眉纹蟋蟀的声音，从及时次在北投的稻香路旁记录到它之后，每年秋天我都会去寻找它的声音。还有一种在知本森林录到的鸣虫，我只知道它应该是某种金蛉子，但是真实身份还有待查证。我被它的声音深深吸引，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认识这些鸣虫的声音与它们出现的季节、地点，我们的生态旅游就会有更多有趣的景点与体验。

惠卿参与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有十多年，我问她，鸣虫与生物多样性有什么样的关系？惠卿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在于“永续利用”，这些鸣虫从艺术文化、生态维护、心灵疗愈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世界上不只中国有鸣虫文化，日本、西班牙、德国都有。鸣虫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如果我们能保护鸣虫生活的栖地，就能保有这份生物多样性，未来就有更多创意的可能。

“或许现代人就是失去这种寄情养性的机会，没有办法让自己沉静下来，学会独处。这是一个喧闹却又非常寂寞的时代。”惠卿下了一个结语。“该好好去记录这些鸣虫的声音了。”我也跟自己下了一道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