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天生与后天习得

道德的起源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读完之后请停下来思考,判断故事里的人是否做了不道德的事。

有一户人家的狗在家门口被撞死了。他们听说狗肉很香,所以就切碎了狗的尸体,煮了当晚饭。没人看到他们做这一切。

如果你和我的大多数研究对象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你会先感到一阵恶心,不过,在判定这家人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之前,你会迟疑。毕竟,狗已经死了,他们并没有伤害它,是吧?而且这是他们自家的狗,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狗的尸体,不是吗?如果我催着要你下结论,很可能你会给我一个暧昧的回答,比如“呃,我觉得这很恶心,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把狗埋了,但我不会说这不道德。”

下面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故事:

有个男人每周去超市买一只鸡。但在烹调之前,他先和这只鸡交媾,然后再煮了吃掉。

这一次同样没有谁受到伤害,也没有别人知道,而且,我的一些研究对象还指出,和吃狗肉那家人的做法一样,这算是一种循环利用,即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是,这一次的恶心感要强烈得多,这种举动实在是......下流。所以,这件事是否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你是个受过教育,信仰政治自由主义的西方人,很可能你仍会给出一个暧昧的回答,承认这男人有权做他想做的事,只要他不伤害任何人。

但是,如果不是信仰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的西方人,你很可能会认为人和鸡的尸体交媾后再把鸡吃掉的行为是错的,是不道德的。你和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道德是宽泛的。即便一些举动没有伤害任何人,它也是错的。道德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同一社会中都是有差异的,明白这一简单的事实,是理解你自己的正义之心的及时步。第二步,则需要明白这么多道德是从哪里来的。

生而正义

我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那时,我想要找出人生的意义。在看了太多伍迪?艾伦的电影后,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哲学应该有点用。但我也选了一些心理学课程,我喜欢这些课,所以就继续修了下去。1987年,我被录取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我大概的计划是做有关幽默心理学的试验,我觉得整天徜徉在喜剧海洋里搞研究应该很有趣。

到费城一周后,我和乔纳森?拜伦(JonathanBaron),一位研究人类如何思考以及做决策的教授坐下来谈了一次。我以(仅有的)一点哲学背景和他探讨伦理学,两人相谈甚欢。拜伦直截了当地问我:“道德思考与其他类型的思考有什么区别吗?”我说,之所以有关道德问题的思考(比如“为什么堕胎是错的”)似乎和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不一样(比如“晚上去哪儿吃晚饭”),是因为前者需要提供理由来向他人证明你的道德判断是正当的,这一需求比后者强烈得多。拜伦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我们在实验室里谈到了一些将道德思考和其他类型的思考进行比较的方式。这次谈话给了我一些鼓励,第二天我就请他做我的导师,开始研究道德心理学。

在1987年,道德心理学属于发展心理学的一部分。研究者们关注儿童如何发展出对规则的认识,尤其是对公平原则的认识这一类问题。这个研究背后的大问题是:“儿童起初是如何知道对错的?道德起源于何处?”

对此有两个明显的答案:先天具备或后天养成。如果你选择先天,那么你就是个先天论者(nativist)。你认为道德知识先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它是预载的,预载在人类由神所塑造的心灵中(如《圣经》所言),或者在我们进化出来的道德情感中(如达尔文所言)。

但是,如果你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养成的,那么你就是个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你认为“孩子生下来几乎是一块白板”,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言。既然道德随地域和时代而变化,那它怎么会是天生的呢?无论成年人具有什么样的道德,都是在童年时从自身的经历中学到的,其中包括大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经验主义的意思是“从观察或从经验中得来”。

然而,这道选择题本身就是错的。1987年,道德心理学几乎全部聚焦于第三种答案,即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认为是孩子们自己认识到了道德。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最初是一名动物学家,在老家瑞士研究软体动物和昆虫起家。他痴迷于动物蜕变所经历的阶段,比如由毛毛虫变成蝴蝶。后来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儿童身上,他把对发展阶段的兴趣带了过去。皮亚杰想知道能力有限的儿童(不起眼的毛毛虫)是怎样生发出极其复杂精微的成年人思维的(意识的斑斓彩蝶)。

皮亚杰聚焦于孩子所犯的各类错误上。比如,他会将水倒入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里,让孩子们告诉他杯子里是否装了一样多的水。接着他会将其中的一杯水倒入一个高而细的杯子里,让孩子们比较这杯水和另一杯没动过的水。不满6岁或7岁的孩子通常会说高而细的杯子装了更多的水,因为水面更高。他们不知道水被倒来倒去的时候总体积不变。他也发现,大人向孩子解释体积守恒是徒劳无功的。孩子没到一定年龄(一定的认知阶段)、头脑还没准备好时,是不可能懂这些道理的。而一旦他们准备好了,只需要玩一玩装水的杯子,他们就能够自己明白了。

换句话说,对体积守恒的理解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向大人学来的。这是孩子自己明白的,条件是要他们的头脑准备好了,并且有了适当的体验。

皮亚杰将这一认知发展方式也应用到了对儿童道德思考的研究上。他趴下来和儿童们玩弹球,有时候故意装傻不守规则。儿童对他的错误作出反应,于是就展现出了他们不断发展着的尊重规则、改变规则,以及轮流玩耍和解决纷争的能力。儿童的认知能力逐渐成熟,这一套不断丰富着的知识也层层推进。

皮亚杰认为儿童对道德的理解和他们对水杯的理解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是天生的,也不能说孩子们是直接从大人那里学来的。倒不如说这是他们和别的孩子玩耍时自我建构(self-constructed)的。游戏中轮流玩耍就像把水在杯子里倒来倒去。无论你和3岁的小孩玩多少次,他们也没法理解公平的概念,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体积守恒一样。然而,一旦长到五六岁,玩游戏、争论以及合作共事将会帮助他们理解公平,这远比大人的说教有效。

这是心理理性主义(psychologicalrationalism)的本质:我们如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一般地发展出了理性。如果毛毛虫吃了足够的叶子,它(最终)会长出翅膀。如果儿童获得了足够多的关于轮流玩耍、分享和公平游戏的体验,他(最终)会成为一个道德生物,能够运用他的理性能力解决更棘手的问题。理性是我们的天性,良好的道德推理则是发展的终点。

(略……)

文化不同,道德的范围也不同

人类学家写到道德时,使用的语言似乎和我读到的那些心理学家们用的不一样。帮助我沟通了这两个领域的先启之作是菲斯克的前任导师,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Shweder)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施韦德是一名心理人类学家,在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邦(Orissa)居住和工作。他发现,奥里萨人和美国人在看待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导致了他们在道德思考上的相应差别。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认为,西方人将人类看作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施韦德引用了他的论述:

将人看成一个有限的、的、或紧密或松散联结起来的动机和认知的宇宙,一个动态的中心,由意识、情感、判断和行动构成的与众不同的整体,与其他整体相对,与其社会和自然背景相对。这一观念尽管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撼动的,但在世界其他各种文化中,它其实是十分罕见的。

对于为何不同文化中自我观念的差异如此之大,施韦德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所有社会都必须解决组织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平衡个体和群体的需求。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大路径:大多数社会选择了社会中心主义的答案,将群体和组织的需求摆在及时位,将个人需求放在第二位。相比之下,个人主义的回答将个人放在中心,而社会是为个人服务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答案支配了多数的古代社会,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个人主义的答案逐渐成为其强劲对手。20世纪,随着个人权利的迅速拓展,消费文化的传播,以及西方世界对极端社会中心主义的法西斯所犯罪行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的欧洲国家并不属于社会中心主义。它们只是在个体遭遇社会动荡时做了很好的庇护工作),个人主义的答案极大地战胜了群体主义的答案。

施韦德认为,科尔伯格和图列尔的理论是由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制造的,也是为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准备的。他怀疑这些理论能否适用于奥里萨。在奥里萨,道德以社会为中心,个人之间相互依赖,道德准则(用以禁止伤害)和社会惯例(用以规范行为,与伤害不直接相关)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和两名同伴准备好39个很短的故事,故事里讲到有人做了某件无论在美国或是奥里萨都算违背规则的事情。接着,研究者就这些故事采访了居住在海德公园(芝加哥大学附近的社区)的180名儿童(5~13岁)和60名成年人。他们也在布巴内斯瓦尔(奥里萨的一处古老的朝圣地)的婆罗门儿童及成年人中抽取相应人数的样本进行了采访,另外还采访了120名来自低种姓的人(贱民)。总计起来,这是个繁重的任务——在两个大不相同的城市中做600个长时间的采访。

施韦德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图列尔的方法,但他所设计的故事情节中包含了很多图列尔没有涉及的行为。正如你将在表1—1上部看到的,在一些故事中,有人很明显地伤害了别人,或不公正地对待了别人,两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谴责了这些行为,指出他们错了,这些行为不容置疑地错了,这些行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算是错的。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中,某些行为(对美国人来说)一样是明显地涉及了伤害和不公(见表中部),但印度人却不会去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