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路（1893-1949）》书评-杂志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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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研究的道路，从另一个角度也深刻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有力的批判的武器，开创了一条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

——用农村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中国大地，开创了一条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用实事求是的路线，走出了一条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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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万禄，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曾兼任陕西省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1935年7月生。曾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西安陆军学院、西安政治学院等军史院校教授中国共产党历史22年。1984年转业至西北政法学院，继续教授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主要著作有：《成长的道路》(合著)，于1987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院校政治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全国出版社系统“首届读物”二等奖，1989年秋被国家教委规定为全国青少年读物。《的道路(1893-1921)》、《的道路(1921-1935)》、《与新中国的诞生》。

12;用实事求是的路线，走出了一条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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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前后

一、及时次北京之行

(一)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在及时师范毕业之后，便步入了人生旅程的新阶段，即迫切面临着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

由于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近代西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几年来一直梦想着建立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生活”《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49页。。现在他毕业了，自己决定开始进行这种“新社会生活”的实验。于是在1918年6月，他便邀约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工读同志会”，暂时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半学斋)，实行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们在这里一面自学读书，一面从事改造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他们的生活很清苦。每天除读书和讨论之外，都赤脚穿草鞋，自己挑水，上山捡柴，吃的是蚕豆拌和着大米煮的饭。而这种花钱不多的饭，有时24小时也只吃一餐，他们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

这时，他们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民族的危机，军阀的横行残暴，工农大众的沉重灾难，青年学生的苦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今后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整个国家民族向何处去?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他们真是思潮澎湃，感慨万千。他们当时的心情，恰如岳麓山上云麓宫的一副古老对联所写的那样：“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然而不久，就接到了杨昌济先生的北京来信，知道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些情况。于是，和他的朋友们便全力以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样，倡导的读书、思考和半耕半读的“新社会生活”实验，也就暂时中断了。

原来，在及时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华工，替它做战争勤务。为了帮助这些华工能更好地工作，同时又能很好地受到教育，当时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并创立了“勤工俭学会”。学会还开办了华工学校，主编华工刊物，吸引了一大批华工。1916年3月，中法两国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在巴黎共同发起了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和欧乐分别担任中法两国的会长，吴玉章任会记，李石曾任书记，其宗旨是为了促进中法文化的交流。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返回北京，并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许多地方也设立了分会，大力宣扬赴法勤工俭学的好处。

这时，法国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吴玉章等人认为：既然中国工人可以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那么中国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呢?于是，他们便极力主张发动和鼓励青年学生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样，到了1918年夏天，便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当知道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以后，自然十分高兴。他深感湖南政局乱极，军阀政权频繁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5页。，青年们都因无法升学而感到苦恼，现在赴法勤工俭学，正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大好机会；同时，更重要的，这也正是新民学会会员“向外发展”“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极好机会。于是，和他的伙伴们，便决定立即在长沙大力推进这一运动。

积极倡导和大力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这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向外发展的一项主要措施，它后来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6月20日前后，新民学会在及时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暲处(陈、萧在此任课)召开会议。到会者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张昆弟、周惇元(周世钊)、邹彝鼎、陈启民、李和笙(李维汉)等。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并责成蔡和森与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

会后，蔡和森立即前往北京打前站，了解情况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络；和其他会友，则留在长沙积极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于6月23日在长沙乘船前往武汉，24日在汉口转乘火车，25日晚抵达北京，寄居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里。6月30日夜，蔡和森在北京写信给，详细叙述了会见蔡元培、李石曾以及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同时，信中还特别转述了杨昌济先生的意见，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信中还说：“吾三人(即、蔡和森、萧子升——编者注)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

但是，赴法勤工俭学，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出国的经费问题，与政府当局交涉的问题，以及学习法文等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所以，蔡和森在7月21日和24日连续写信，极力敦促迅速前来北京共同筹划，并在信中强调：“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即北京——编者注)，自以兄在此间为好”，“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第56、58页。。

为了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同时也由于渴望学习新思想和接触革命新人物，接信后，便周密安排了长沙方面的工作，决定往北京一行。

1918年8月15日，与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等24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动身前往北京。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于8月19日，一行25人，终于抵达北京。

这是及时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