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关汉卿是元代四大戏曲家中名气最响的一个，李占鹏在《关汉卿评传》一书中称：“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曲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意境优美的散曲和情节动人的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开山祖师，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李占鹏在这里用上了“最伟大”这样级别的字眼，然而关汉卿在历史上虽然有着不小的名气，但还未曾达到“最”的级别，这种至高无上评价的出现，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其中的原因我在下面再细聊。

然而，这位伟大人物的生平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跟他生平有关的历史记载特别稀少，而学界广泛引用者，总计有三个出处。一是钟嗣成的《录鬼簿》，该书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仅有下面这几个字：“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二是元代熊自得在《析津志》内的记载：“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第三则是朱右在《元史补遗》内的记载：“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世称宋词元曲，然词在唐人已优为之，唯曲目元始，有南北十七宫调。”

以上三处记载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少有谈及，且跟他有关的名、字、号、籍贯、学业、职业等，不但相互之间有矛盾，同时太多地方语焉不详。我们先说说他的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1225？—1300？)，字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其户籍属太医院户，但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

由这段描述可知，关汉卿字汉卿，但他的名是什么，文中没有提，只是说他号“已斋叟”，是大都人，属于医户。这段描述基本是本自钟嗣成的《录鬼簿》，的区别是《录鬼簿》上说关汉卿的职业是“太医院尹”，而非“太医院户”。

然《析津志》上却说，关汉卿的名叫“一斋”。对于“一斋”二字，相关学者都认为这是号，而非名，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目录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认为，“一斋”就是关汉卿的名。(《关汉卿史料心得》)

而此后不久，胡季在《乐府群珠》发现了五首小令，署名为“一斋”，故这一发现被视为关汉卿名“一斋”的证据。然而相关学者对此表示了异议，故这种认定未能得到学界的普遍首肯，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一斋”乃是“已斋”之误。按照《录鬼簿》的说法，关汉卿号“已斋叟”，因此，“一斋”仍然是关汉卿的号，而非名。总之，关汉卿是他的姓加字的组合，而他的名，至今未能搞清楚。

关汉卿的籍贯也有三个说法：《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说他是燕人，《元史补遗》说他是解州人。雍正年间所修的《山西通志》以及蔡显的《闲闲录》，都支持解州人这个说法，然而到了近现代，吴梅和王国维都认为《录鬼簿》说得对，关汉卿应当是大都人。

除此之外，乾隆年间所修的《祁州志》卷八《纪事》中有“关汉卿故里”一条，文中说：“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而这里所提到的“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乡。由于此条的出现，又给关汉卿的故里多一种说法，即他是安国县人。

关于这一条有个重要的依据，那就是他葬在了这里，至今他的墓仍有留存。但对于这一条，也有人表示疑问，比如李占鹏认为《祁州志》对该条的记载，没有把关汉卿放入人物志，而是放在了纪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占鹏觉得，这是因为修志的人认为，对于关汉卿是祁州人只是个民间传说。

关于关汉卿的职业，《录鬼簿》上说他是“太医院尹”，按照《元史 百官志》上的规定：“太医院，秩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这个职位足够高，然而《百官志》中没有写明太医院的较高长官名为“尹”，并且金、元两代的《职官志》中都没有这个称呼。显然，这种说法很可疑。

然元代有“医户”之说，因此，后世学者猜测这“尹”字有可能是“户”字之讹，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很相像，所以《中国文学史》上说关汉卿“其户籍属太医院户”。对于这种说法，最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王季思所提出，据此他认为关汉卿：“只是一个通常的医士，或者在太医院兼有一些杂差。”

既然关汉卿是医户出身，那他会不会看病呢？《中国文学史》上说“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然而关所撰的《拜月亭杂剧》在第二和第三折中，有对医药和病症的描写，那几段描写看上去颇为专业，故而李占鹏认为：“关汉卿不仅是一个医户，而且是懂得医术的医户。”

关汉卿的学历被前人称为“解元”，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一书中所提到《鬼董》跋。该跋中说，《鬼董》是关汉卿的作品，而该书的后跋是元泰定丙寅临安钱孚所书，其中有“关解元之所传”，于是有人就说关汉卿曾是解元。

然而元朝初年的科考十分罕见，元太宗九年的那一场开科，所录取者均为名士，且正史上均有传记，上面没有关汉卿的名字，如果他考中了进士，那么《录鬼簿》和《析津志》肯定都会有记载。接下来的一场考试则到了元皇庆二年，这与上一场相隔了六十余年，以关汉卿的年龄来推断，即便他仍然在世，那也快一百岁了，不太可能再去参加科考。

关汉卿的生卒年，也同样是一笔糊涂账，为此近代学者做出了多种推论，比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以前，其生年至迟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而孙楷第则认为，关汉卿生于宋淳祐元年至十年，卒于元延祐七年至泰定元年。然胡适却认定关汉卿生于金兴定四年至正大七年，而卒年则在元大德四年以后，王季思基本认可这种说法。

由以上这些可知，这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虽多有研究，可是关于他的情形却没有一个是清晰明了者。虽然如此，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的伟大，因为他在元朝之时就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曲作家，但却并非如后世所言为元曲四大家之首。

关汉卿的具体生平事迹，元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有一段形象的记载：“大名王和卿，滑稽挑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由是其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关来吊唁，询其由，或对云：‘此释家所谓坐化也。’复问鼻悬何物，又对云：‘此玉箸也。’关云：‘我道你不识，不是玉箸，是嗓。’咸发一笑。或戏关云：‘你被王和卿轻侮半世，死后方才还得一筹。’凡六畜劳伤，则鼻中常流脓水，谓之嗓病；又，爱讦人之短者，亦谓之嗓，故云尔。”

这段记载谈的是名为王和卿的一位元代曲作家，此人的名姓在《录鬼簿》中有所记载。这位王和卿生性诙谐，他经常取笑关汉卿，显然关汉卿斗不过他。某天，王和卿坐在那里突然就去世了，然而他的鼻涕却流了下来。众人吃惊于死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于是问关汉卿这是何故。关汉卿告诉众人这叫“嗓”。嗓有两意，一是指牲口太过劳累，受伤后鼻中流脓水，这叫嗓病；二者，喜欢揭人之短也叫“嗓”，故关汉卿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对于这段记载，赵建坤认为这是“小说家言”，原因就是文中记载得太过详细。

对于关汉卿的另一则生平细节描写，则出自明代杨慎的《词品》，该书卷一有《白团扇歌》，里面提到关汉卿曾看上一位从嫁来的媵婢，为此他写了首小令：“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看来，关汉卿对这位婢女动了真情。

此事很快让他夫人发觉了，这使他的美梦成空，然而吴梅却在其所撰的《顾曲麈谈》第四章《谈曲》中，有着别样的说法。吴梅说，上面的那首小令是关汉卿特意写给他夫人的，希望他夫人能够成全自己的好事。其妻看到后，也给他写了首小令来作答：“闻君偷看美人图，不似关王大丈夫。金屋若将阿娇贮，为君唱彻醋葫芦。”看来，他老婆也是位醋意很浓者，她以这种方式拒绝了关汉卿的企图。

也正因关汉卿的生平流传事迹太少，故后世多从他的作品中寻找线索，比如他写过一组名为《不伏老》的散曲，相关学者把此视为他个人生平的描写，关汉卿在此曲中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看来，他有着蔑视一切的气概。

而对于个人的爱好，他又有着这样的详细描写：“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而最受后世夸赞者，则是他的那句“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受到后世夸赞的作品。

关于关汉卿在元曲上的地位，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比喻：“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北人以并司马子长固可笑，不妨作词曲中思王、太白也。关汉卿自有《城南柳》《绯衣梦》《窦娥冤》诸杂剧，声调绝与‘郑恒问答’语类。《邮亭梦》后或当是其所补。虽字字本色，藻丽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习尚颇殊，所推关下即郑，何元朗亟称及时。今《倩女离魂》四摺大概与关出入，岂元人以此当行耶？要之公论百年后定，若顾、陆之画耳。”胡认为，元曲及时大家非王实甫莫属，他把王实甫比喻为诗歌界的曹植和李白，关汉卿虽然也字字本色，却比不上王实甫。

而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中称：“元人乐府称关、马、郑、白为四大家。”这里把关汉卿列为了四大家之首。

其实将关、郑、白、马四大家并称者，最早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

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张汉英以其说问作词之法于予，予曰：“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对于关汉卿在剧作上的成就，明王骥德在《王实甫关汉卿考》中说：“按元大梁钟嗣成《录鬼簿》，载王实甫、关汉卿，皆大都人。汉卿，号已斋叟，为太医院尹。或言关汉卿尝仕于金，金亡，不肯仕元，为节甚高。实甫、汉卿，皆字，非名也。”在这里，王骥德将王、关并称，并且把王排在了前面。

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及时。”这里谈到了元曲四大家，但把关汉卿排在了第三位，然而这却是元曲四大家一说最早的出处。

虽然说王骥德在上面把王实甫排在了关汉卿之前，然而他在自己的文中也没有将四者的顺序固定下来。到了清代，这样的顺序也依然有着变化，比如焦循在《剧说》中称：“作近体难于古诗，作诗余难于近体，作南曲难于诗余，作北曲难于南曲。总之，音调、法律之间，愈严则愈苦耳。北如马、白、关、郑，南如《荆》《刘》《拜》《杀》，无论矣。”焦的顺序则为马、白、关、郑。而吴梅村在《杂剧三集》序言中称：“金元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接。一时才子，如关、郑、马、白辈，更创为新声以媚之。”这里又变成了关、郑、马、白。

究竟有多少种排列组合方式，赵建坤在《关汉卿研究学术史》中做出了如下的总结：“关郑白马(周德清、胡侍、王骥德)；马郑关白(何良俊)；关马郑白(蒋一葵、朱彝尊)；王马关郑、王关马白(王骥德)；郑马关白(沈德符)；马白关郑(焦循)；关郑马白(吴伟业、阮葵生)；王白关郑(邹式金)；王关马郑(孙振棫)。”而后他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关马郑白’这样的简称，明代论者也有将‘关郑白马’四人并称的论述，但主要是因为这一简称一定程度可以极为方便地指代元曲创作高峰。这不是一个具有所谓‘公信力’的称谓，难以传达出诸如‘班马’‘李杜’这类文学史概称所包含的信息或意味。”

由此看来，今人多称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感情上的偏私。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把关汉卿列为元曲及时大家者，应当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记载有这样一段话：“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及时。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及时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

王国维在这里不但按照关、白、马、郑来排顺序，同时他明确地点出关汉卿“当为元人及时”，而后他也做出了这样一段形象的比喻：“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在这里，王把关比喻成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以及宋词中的及时位专业词人柳永，可见其把关汉卿看得是何等之高。

然而关汉卿取得如日中天的地位，则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其原因正是关汉卿性格上的反叛，而他的这种性格契合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很快，对于关汉卿的研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显学，几乎很多文人都参与到这场文化运动中，比如1955年李束思在《关汉卿底〈窦娥冤〉》一文中，评价该剧说：“反映了元代在蒙古奴隶主黑暗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生活；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它传达了人民反抗一切压迫、争取独立生存的要求及强烈的情感。”

王季思在1956年发表了《谈关汉卿及其作品〈窦娥冤〉和〈救风尘〉》等一系列文章，他在《关汉卿和他的杂剧》等文中，以人民性来评价关汉卿的艺术成就，王在文中称：“即就这仅传的十五种杂剧看，它内容包含的丰富和艺术创作上的造就，确是达到空前的高度；不但使与他同时的马致远、白仁甫为之黯然失色；即明清两代的南戏传奇作者，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过他的成就的。”

到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并且专为此出了一套纪念邮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展开了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的文化活动，而革命家也为此写了题词，这个题词的及时段和第三段分别为：

“关汉卿接近下层人民，熟悉人民语言和民间艺术形式，也深知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所以能成为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使他在思想上，在艺术上能发出炫耀百代的光彩。”

“关汉卿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家，因此他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那时，田汉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此剧影响很大。郭沫若看后，在给田汉的信中称赞道：“我一口气把您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至此，关汉卿成为了元代戏曲家中及时的位置。他流传至今的十八出剧作，也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他所写的《窦娥冤》，则被视为关汉卿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