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钱玄同多次痛斥的"文妖"，他们便是死守住古文不放，生怕古文与"引车卖浆之徒"所操的白话相混淆，失去了尊严。白话文的崛起并上升到文学正宗的地位，有利于摆脱传统的枷锁，于开通民智、文学创作都是一条崭新的路径，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正如蔡元培在为《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候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期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例如，1917年10月由俞复、陆费逵等人在盛德坛扶乩，公然组织灵学会。1918年活动更加猖獗，大肆刊行《灵学丛志》，宣扬迷信，提倡复古，钱玄同写了《斥灵学丛志》(《新青年》四卷五号)、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新青年》四卷五号)予以驳斥。鲁迅在《新青年》五卷二号上以唐俟的笔名发表《我之节烈观》，他指出："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想`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与此同时，钱玄同写了《呜呼！国可亡，种可奴，祖宗传下来的国粹不可抛》(《新青年》五卷一号)、《痛斥国粹派》、《奉劝世人要虚心学习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和道德》(五卷三号)迎头痛击。由于国粹派打着保存国粹，否则只有亡国灭种的耸人听闻的旗号，对许多恋旧的人有不小的蛊惑力。中国自清朝中晚期以来，丧权辱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不少人对西洋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转而从国粹中寻找安慰剂，给自己打强心针。针对这种复古逆流，钱玄同在《新青年》五卷三号上发表《随感录》辛辣地讽刺道：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一班"大清国"的"伯夷叔齐"在中华民国的"首阳山"里做那"义不食周粟"—他们确已食下民国之粟，而又不能无"义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着旧文，写一个"周"字，可以含糊一点—的"遗老"。这原是圣朝"鼎革"以后的"谱"上写明白的，当然应该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岁的"遗少"大倡"保存国粹"之说。我且把他们保存国粹的成绩随便数他几件出来：

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夏历壬子年—戊午年"；"上巳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想做什么"老谭""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有人说，"朋友？你这话讲得有些不对。辫发，鸦片烟，扑克牌之类，难道是国粹吗？"我说，"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国宣统三年`以前支那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请教那班`遗老``遗少`，看我这话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