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吴三桂全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既然见面，也该说点什么。于是，我就写了这篇“自序”，说说我对吴三桂人生的解读，也许对读者阅读本书有些许帮助。

从明清之际，到清初顺(治)康(熙)之际，约计五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也是一次王朝更替，还有李自成、张献忠两股政治军事势力与之交织在一起，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不知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趁乱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在相互角逐与较量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各展英雄豪杰本色，在这个历史大动乱的时代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然而，随着社会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他们中很多人不过是昙花一现，如同过眼烟云，转瞬间，化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已失去对他们的记忆，如在史册中能找到他们的踪影，那真是他们的较大幸运！

确有少数人，被人们恒久记忆，世代流传着他(她)们的动人故事，乃至穿越历史的时空，迄至当代，已过去三百多年，传说还在继续，在社会上还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大概也只有吴三桂当之无愧！说他是惟一，显然有夸大之嫌。正确的说法应是，他是那个时代能“走进”现当代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

吴三桂是当代知名度较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历经三百多年，他的知名度何以不减不衰？原因有三：一是他于1644年(清顺治元年)接引清兵入关，又协助清军在山海关前大破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的精锐，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败亡！三桂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一战中帮了清朝的大忙。清朝之得天下，三桂的作用较大！以至今日有学者认为：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朝就不可能统治全国。简直把他看成是决定清朝命运的人！这一事件，不只是清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如说清军入关，三桂不可或缺！

二是王藩云南，最终抗拒撤藩，举兵叛清，引发长达八年的全国大动乱，战争波及的地区，无不遭受残破。三桂又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在清初发展史上，他扮演了主要角色。

三是他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更为社会所津津乐道。这是“英雄爱美人”的一个典型，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以至当代电视，都在描述传说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爱情的故事是美丽的。很可惜，三桂并未因这个故事而戴上耀眼的光环。说起对他的历史定位，他基本上是个被否定的人物。他引清兵入关之时，清朝给予的评价十分崇高，而那些坚守明朝气节的人，以及那些抗清的人无不对之切齿痛恨！至三桂在云南举兵叛清，清朝即指为“叛逆”“逆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到乾隆时，高宗调整政策，对三桂的评价是：“功则功之，罪则罪之”。他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可非议。但是，这并未改善三桂的名誉，因为他举兵叛清，不为清朝所容，仍然把他打入“逆臣”之列而予以否定。

清亡后，三桂被评为“汉奸”，以引清兵入关即“引狼入室”而备受谴责；他举兵叛清，不但不被赞扬，还指责他不过为一己之私而逞凶。建国以来，仍沿袭民国时期的基本评价，还加大了对他批判的力度，把他列为“头号”汉奸，口诛笔伐，众口一声，没有人替他辩解。如前已指出，在清兵入关的关键时刻，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在他之前后降清的那些“汉奸”们是不能与他同日而语的。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是学术界对三桂的评价有了一些变化。一种意见，不再指责他引清兵入关为“汉奸”，但也不予赞扬有什么功劳。明确否定他抗拒撤藩、发动武装叛乱，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刚刚得到的社会安定。此系三桂的一大罪过。因此，他的遭遇不值得同情。另种意见，一如民国时期的评价，甚至又有所升级，斥之为“汉奸”“叛徒”“卖国贼”！戴上这三顶“帽子”，三桂就万劫不复了。

多年来，我们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至深，还习惯以“政治立场”“政治挂帅”的模式评论古人古事。还受传统成见的制约，所谓降清即“汉奸”，在当今社会也流行这种观念，一说“降清”讳莫如深，如平南王尚可喜一生并未做坏事，就是在吴三桂发动叛乱时，他坚决跟他划清界限，至死忠清不叛，保障广州一方平安。但一提到他是降清的人，就什么功劳也没有了，到头来，还是论为“汉奸”。就连当今学者，谁若肯定清朝一律被指为“汉奸”。可见，“汉奸论”在人们的观念中确是根深蒂固！

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知名度很高，可名声并不好，甚至被认为是个很坏的人，几百年来，一直挨骂，不断被批判。说句实在话，给三桂做传，真的很难很难！

我的态度是，既不骂他，也无意赞扬他，亦不反驳骂他的人。那么，究竟如何对待他呢？我想了三条原则，用以解读吴三桂。这三条是：

一，不要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上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王朝，应站在客观立场，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来衡量是非功过；

二，不要站在一个民族立场上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民族，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论民族大小、先进落后，一视同仁；

三，不要站在“忠君”的封建道德立场，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皆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依据。

概括这三条，就是不“选边站队”，不分民族，不选王朝，只论事之是非曲直。这是以“一国大一统”为依据提出来的。具体说，古代生活在今日中国疆域内的一切人，皆“一国之民”；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一切民族，皆“一国之族”。同样，生活在清朝疆域内的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是中国的。无论在哪个民族内，或民族对民族，也不论在哪个王朝对另个王朝，或在哪部分人之中发生的矛盾、武装冲突，直至大规模战争，等等，都是“一国之内”的内部问题，应按一视同仁、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以功过、是非来评判。如，满洲(满族的前身)本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固有的古老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什么把她看成是“异民族”“外来民族”？清军入关，本属中国内部的国家统一的问题，为什么非说成是“异民族入侵”“满洲对汉族的征服”？以此观念，就判定凡归附清朝的人统统斥为“汉奸”。把国内问题一定搞成国与国、汉族与外来异民族(如日本)的关系，不能不铸成大错而特错！

上列三条，不仅适用于吴三桂，也适用于那个时代降清的所有人。

我只是讲清一个道理，绝非为三桂降清辩解。事实是，本书无一处文字为他辩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也本着一个学者的良知，如实地书写三桂的一生，既无隐瞒，也不夸大，揭示他的人生真相。所以，我不给他戴政治帽子，不予先设计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出他六十七年的人生经历，好否？坏否？见仁见智，读者自作判断。重要的是，把他的一生看成是一部人生教科书，从中获取正反两面的人生经验教训，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

归纳吴三桂的人生，总共有过四次人生选择。

1642年，三桂已经是宁远(今辽宁兴城)团练总兵，时年才三十岁。明清松(山)锦(州)决战刚刚结束，明军大败，元气大伤。三桂参加此战，败归宁远。清太宗皇太极趁明军新败，人心慌乱之际，向孤守宁远的三桂发出了招降信。同时，他又动员不久前已降清的祖大寿以舅父的身份、其兄吴三凤、姨夫裴国珍、好友张存仁等，各写一信给三桂，口径一致，指明朝将亡，清朝将兴，速来归附。

降，还是不降，三桂面临人生的及时次选择。但他都不回信，沉默意味着婉拒投降。第二年，皇太极又发出了第二封劝降信，三桂照旧不答复，却给舅父祖大寿回了一封信。大寿将此信呈送皇太极。该信内容失载，但皇太极看了信，说吴将军“犹豫不决”，即知其态度。的确，三桂有自己的利益思考：父吴襄在家无事，也许受父影响，无法举家降清，他的美妾陈圆圆还在北京，如降清，圆圆也将失去，故考虑再三，不作回应，并不明确拒绝，也是为将来的选择留有余地。

第二次选择，是在明亡、李自成进北京后。1644年农历四月初，李自成向三桂发出招降信，三桂接受招降，决定投入他的“大顺”政权。在清朝与大顺之间，三桂选择了“大顺”，还是虑及父母家庭在京、圆圆在京，有其切身利益，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降归“大顺”。就在率部赴京途中，得知其家被抄，父母被拘，尚未动怒，及至听到爱妾圆圆被掠，勃然大怒，当即反悔，率部重返山海关。此即清初诗人吴梅村之《圆圆曲》所吟：“冲冠一怒为红颜”。

紧接着，三桂又面临人生的第三次选择。在三桂与“大顺”决裂、发出“讨贼”的声明后，李自成亲率十万精锐前来山海关征讨。在危机的时刻，三桂向沈阳派出使者，请求清朝出兵前来援助，行至途中，正好与多尔衮率军进关相遇。多尔衮抓住机会，不断诱导三桂归清。要么与李自成的精锐展开生死决战，自取灭亡；要么投清，重获生机，为自己开辟新的锦绣前程。权衡利弊，三桂终于选择了后者，投归清朝，在山海关前彻底击败大顺军，并被封为平西王。从此，扶摇直上，前程一派辉煌！

归清后，三桂率辽东劲旅，展开万里征战，出河北，经内蒙，入山西、陕西，历豫、楚，趋江西，追灭李自成；再征四川，扫荡南明势力，根除张献忠余部；由川直下云贵，将南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逐出中国，逃亡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三桂请兵入缅甸，生俘永历帝。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四月，三桂将永历帝父子缢杀于昆明。清朝再颁较高奖赏，赐封三桂为“平西亲王”。自顺治元年(1644)至十八年(1661)，三桂几乎马不停蹄，南征北战，终于登上人生的光辉顶点。

对三桂的一生来说，这第三次选择实具关键性，特别是他选择的时间与机遇，真是千载难逢！因而成就了他，达到了其他降清人物无法企及的人生目标。可见，三桂是幸运的。

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在过了整整三十年后，他又被迫面临人生的第四次选择。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主动请求撤藩，归老辽东。三桂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满以为终老昆明，其王位传给子子孙孙，不曾想到，朝廷要撤他的“藩”，要剥夺他的利益！迫于形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假意申请，心存侥幸，误以为自己劳苦功高，圣祖和朝廷大臣一定会慰留他。他想错了！圣祖早已忧虑三藩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遂决意三藩同撤。三桂是假申请，圣祖是真批准！

在圣祖下达撤藩令时，三桂又面临一次最困难也是一次人生选择：执行撤藩令，交权交军队交地盘，携家回东北故居养老，上下皆大欢喜，天下太平；抗拒撤藩，后果不堪设想！如同第三次选择，在生死存亡之秋，他明智地投向清朝，赢得后半生的光辉前程。假如投向“大顺”，或与之同归于尽，或另投新主，就是投清，但已错过时机，他的价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眼前的这次选择同样重要。申请是假，此时若服从圣祖旨意，改变想法，来得及。两种选择，决于一念之差。三桂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他选择了抗拒，并举兵倡乱。事实证明，他选择了这条路，实际是选择了死亡！动乱八年，终被镇压，一事无成，却以悲惨收场：三桂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如果他也像尚可喜那样明智，其命运何至于害得自己埋身穷山恶水间，其后裔隐姓埋名，偷生三百余年！

随着三桂在败局已定的哀叹声中去世，他的一生至此也落下了帷幕。从“明清鼎革”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一大批人，也与三桂同归于尽，标志这个时代就此终结。

我概述三桂的人生选择，实际也勾勒出本书的基本内容。他的人生阅历丰富而复杂，个性鲜明而独特。如前已说过，三桂的一生是一部厚重的人生教科书，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喜悦，他的悲哀，无不是人生的启示录。我相信，无论谁，都会从这部人生教科书中获取教益。

我强调三桂的人生对今人的启示，是因为我把他还原为一个生活中的人，举凡他的实践活动，军事的，政治的，家庭的，情感的，等等，都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至于他的性格、嗜好、品德、作风，等等，无不是他的人性的展现。他的言行及所有的表现，不能不给人以启发与警示。与此相反，把三桂“政治化”，将他的一切言行都归为政治，戴上不少政治帽子，反复批判，就掩盖了他做为人的本质，无法认识其人的真实面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启示可说。

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道理很简单。社会生活的主体无疑是人，无数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就是历史。所以，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物的活动的研究。历史人物传记，直接对一个人物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群体展开研究，叙述他(她)的人生经历，讲述其人生的传奇故事，最为百姓喜闻乐见。但是，这并不是说，凡传记都被人们喜欢。改革三十余年来，有关历代名人、帝王、将相的传记之多，成“满天飞”之势，实在说，真正为百姓广大读者喜欢的传记并不多见。问题就出在大多传记缺乏个性，一指传主千人一面，没有把传主的个性写出来；二指传记的作者没有把自己的学术个性展示出来，有千篇一律之嫌。故其传主外无形象，内无精神情感，如同学术论证，难以把人物复活，再现其生活原貌。即使已写过人物传记，对如何写传记，仍不甚了了。如，有一种意见认为：传记“写作的主要功夫不在于把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而在于记事”。显然，这种认识还不懂得写传记的基本要求。如果不要把人物写“活”，只是一味“记事”，就与学术问题研究等同起来，传记不复存在。只给人物“记事”，何如都写成“人物大事记”或“人物年谱”！这就不是传记了。只强调“记事”，当指其实践活动，而人的“言”则取消，又无思想可言，写这样的人物传就没有意义了。历来写传记，就是记言记行，把人物写活，忽视任何方面都违背写人物传的基本规则。

针对当前有关人物传存在的问题，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试图加以改变，克服以写论著的老办法写传记，尝试用有别于论著的新方法，重现三桂等群体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