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的馈赠

纵观历史，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这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真理。

触摸风云变幻的时代印迹，于情深意长的光阴中，英杰之辈们昂首走来。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正义与光明的感召下，他们背负起挽救苍生的艰巨使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也是他们之于时代的必然选择。

五月初五，世人每每徜徉在汨罗江畔，总会哀叹起那位已故的爱国诗人，那位白衣飘飘、大义凛然的英雄。他用死亡抒发着满腔悲愤，用激进的方式控诉对时代的无奈。他以死报国，是一种热忱的国家忠诚感，也是“铁血担当”。

也许世间的深情从来都是被辜负的。屈原对自己的家国一往情深，却遭遇不公，使他宁愿选择一死以明心迹。

穿越历史长河，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仿佛能看到诗人徘徊于江畔落寞的身影，听见他从不远处发出的连连叹息，这太息声声入耳夹杂着挥之不去的沉重哀思。

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屈原降生在楚国一个贵族家庭。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身为贵胄的他却一直无法享受安逸而高贵的生活。时代的巨浪疯狂而恐怖，当它以强大的力量席卷而来之时，个人的身份、地位、荣耀都被吞噬一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湖北省秭归县，是屈原的故乡。这是一座不大的县城，如一颗小巧的明珠镶嵌在长江边上。奔腾的长江灌溉出一片肥沃的土地，屈原的家乡就紧紧地依偎在长江旁。

屈原的家，就坐落在其中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没有高官厚禄，虽然顶着与王族一脉相连的血统，却也只能在一个下级官吏的位子上艰难度日。他无法给屈原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可以用祖辈的光环点亮屈原的内心世界。

楚国，是当年中华大地上最富饶的国度，从东周开始，楚国就进入了极度兴盛的年代，楚武王熊通带着楚国的军队四处征战，不断地扩张着楚国的领土，那时的楚国，几乎每一次征战都是以胜利告终，每一次胜利之后，楚国的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在长江流域，楚国作为霸主，早已称霸许久。

可是，表面看楚国的经济文化虽然高度发达，但政治上已日渐腐朽衰落，政权岌岌可危，似乎难再现昔日南方霸主的大国风采。

而此时的屈原，不过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稚嫩男婴，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和当时整个时局，浑然不知。

当楚国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之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旧的贵族矛盾不断加深。吴起此时辗转来到楚国并为楚悼王重用，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

虽然吴起在楚国得到重用，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取消了旧贵族的特权，甚至将贵族们的封地划分到遥远偏僻的地域，让贵族们自己去开疆扩土；同时还不断地精简官员、选拔士兵……正如他在向楚王进谏时所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确实是楚国所面临的较大问题，但仅靠打击贵族却无法根除这个国家的毒瘤。

吴起变法最终成为楚国这汪深潭中投下的石子，虽然激起了层层水花，但却最终湮没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在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即被杀害，所有的变法政策都被推翻。顽固势力最终战胜了革新势力。这是楚国衰落的征兆，也是旧贵族和新地主阶级进行博弈中取得胜利的征兆。

新的阶级总是在新的社会背景、经济形势下应运而生，除非历史倒退，否则这些逐渐壮大的社会阶层终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无奈的是，楚国依然选择逆水行舟，如一叶扁舟般向着绝境行进。

如果说动乱是时代对于屈原的苛责，那么这个纷争不断、战火连天的时代给予屈原较大的馈赠或许就是它包容而又多元的文化了。

文化总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生，也随之改变。这是时展的必然规律，在战国时期也不例外。战国时期，因为政治上列国并立战争频频、经济上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迅猛，因此在思想上也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多个学派相互并存，繁荣发展。

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屈原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些思想的竞相绽放，作为一个并不迷信于任何一个学派的人，他可以选择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吸收每一家思想的精髓，融入自己的理念中去。

虽然在后来屈原的人生以及诗赋创作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儒家理念的踪迹，但是他却又是那样决绝，没有实行儒学所倡导的“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此外，他又吸收了法家的长处，并试图在楚国改革法令，提出了“国富强而法立”的法家观点。

于屈原而言，这纷繁乱世中的各学派的智慧，都是他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他依然是独立的思想个体，并不迷信于学派，而是将其精髓运用到治理国家之中。他希望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是属于诗人的天真和烂漫。他微小的力量最终未能治愈整个国家根深蒂固的顽疾。但他又是何其幸运，因为在这样摸索救国之策、吸取百家之长的过程中，“楚辞”这一文体如划破长空的一道彩虹一般，惊艳亮相。

二、 血脉里的高贵信仰

“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人生需要拥有这般高贵而坚毅的态度，才能不被世俗迷住心智，清醒地傲立于世。在纷繁尘世，风浪时有之，诱惑时有之，但若能一直昂首挺胸，始终高傲地面对世间沧海桑田，才是真的可贵。

屈原便是这样的人。当他的信仰破灭，内心曾经建筑的精神世界全部坍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彻底放逐之路，带着满腔的悲愤投身汨罗，还未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就这样葬于江水深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殉道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最典型代表。

屈原的诗作不是专门为写诗而产生的，他的行吟是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诗歌只不过是他寄托精神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世人纪念屈原，并不是把他作为诗人来纪念的，而是纪念一位楚国的爱国主义者，纪念一种真正的高贵品质，崇尚一种高雅的爱国精神。

然而任何信仰和精神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这是深埋在内心深处最潜移默化的存在，是从血脉之中流淌出来的传承和发展。屈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贵族，他本身便是贵族。

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宣扬自己族源出生的高贵，这并非只在强调血统，更重要的是宣扬人格品位的高贵和承传有序，自珍自重，也证明了身世显赫的他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不轻易屈服的骄傲和自豪。

根据《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出生在楚国贵族家庭，跟楚王同姓。

因为楚国王族姓“芈”，楚王以熊为氏。作为跟楚王同宗同族之人，屈原的“屈”也应该只是氏，他同样姓“芈”。

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足以让后人推断出屈原的出身。高阳氏就是上古帝王颛顼，也是黄帝的孙子。楚国人认为，高阳氏就是楚国的始祖，每一任楚王，都为自己是高阳帝的后裔而骄傲。

颛顼的后裔中，子孙最繁盛的是重黎一支，出现了八姓氏族。也就是说，这八个姓都是颛顼的后裔，这八个姓的氏族相继有七姓氏族在国与国的征战中被灭掉，只剩下季连一支被保存并延续了下来。

这一支高阳氏的后裔来到了黄河流域，并渐渐壮大起来，到了鬻熊这一代，又带领族人离开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在那里繁衍生息。

周王赐予鬻熊子爵的身份，将楚地作为他的封地。当时，楚地还是一片荒蛮之地，而楚国后来的丰功伟业，就从开垦这片荒蛮之地开始。

然而，作为“帝高阳之血脉”的屈原，为何在儿时过着与普通百姓并无二致的生活呢？

战乱不断、生活一片混乱、商人、门客崛起的春秋战国，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土崩瓦解。姓氏制度早已经不复往日模样，开始不再是专属于贵族的象征，而是普及到平民百姓中。

一些大商人、政客、门客为了改变地位积极地为自己冠上了“姓”。物以稀为贵，姓氏因此逐渐普遍，屈原的贵族身份也就模糊了起来。在《急就篇》中便可以得知：相对于先秦时期只有30个左右的姓氏，到汉代则出现了单姓127个、复姓3个，增加了整整三倍。

屈原在《惜诵》里写道：“忽忘身之贫贱”，可见在屈原出生之后他的家族在经济和声望上已经没落。但贵族终究是贵族，对于屈原而言，这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和骨髓中的基因、本性和姿态，并不受经济条件的影响。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屈原对自己生辰年岁的自传式描述。而屈原到底出生于何时何地，我们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从屈原的诗句中，后人可以判断出他大致生活的年代，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三世纪初。

这个生于正月庚寅日的男婴，似乎从出生之日便昭示了他的与众不同与特立独行。在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而屈原则生于寅年寅月寅日。

家人对于屈原的诞生欣喜不已，《离骚》中曾这样描述：“皇揽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意思是正其礼仪法则；“灵均”则是神田的意思。父亲伯庸因为屈原与众不同的诞生之日对他寄予美好祝愿。

这是基于某种对于天命的致敬，更是作为一个父亲最美好的祝愿。而屈原在日后的成长中也不负众望，成了父亲所希望的那般：正直聪颖，具有“内美”。

从幼年时期，屈原的贵族特质便开始崭露头角。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个明媚灿烂的夏日午后，屈原穿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好的新鞋子，心情愉悦地在大街上游荡。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小屈原对于新衣新鞋同样有着渴望和小小的虚荣心。

看着自己雪白的绑鞋带和色彩鲜艳的新鞋子，他的心情无比愉悦。一直低头看着新鞋子的屈原，发现路上有许多洒落的米粒。

在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时代，粮食关乎每个家庭的生计，断然不可能有人故意丢弃，一定是不小心洒落的。

于是，屈原顺着米粒洒落的痕迹一路向前追寻，他看到一位步履蹒跚、背着米袋的老奶奶，而这位老奶奶的米袋上有一个小窟窿，米袋里的米正顺着窟窿不断地向外漏出。

屈原一边帮忙捡起那些漏掉的米粒，一边急切地呼喊老人家：“婆婆，您的米袋漏了。”在屈原的提醒下，老奶奶发现了自己米袋漏了，她显得慌张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将米带回家。

聪敏的小屈原立即想到了办法，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漂亮干净的绑鞋带解了下来，帮老奶奶绑在米袋的窟窿上，并且用自己幼小的身躯扛起了米袋，一路扛到老奶奶家。

在送米去老奶奶家的过程中，屈原跟老奶奶一路攀谈，他了解到老奶奶的儿子正在为了楚国驻守边疆，便对老奶奶说：“您的儿子正在为了国家效力，以后就把我当作您的儿子，让我替他来尽孝心吧！”

此时的屈原不过是一个从未走出过秭归这片土地的孩童，但却早已有了身为楚国贵族、身为这个国家主人的担当。他愿意为国家分担忧虑，以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为荣，并且说出这番看似纯真稚嫩，实则掷地有声的保障。

从老奶奶家离开，屈原的鞋带早已经因为绑米袋变得皱皱巴巴了，但是他比刚刚穿上新鞋的时候更加开心，因为于他而言，这是他用自己幼小的身躯为百姓、为国家奉献。

一年后，屈原的家乡遭遇大旱，让原本就不富裕的村庄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到处都是逃荒的村民和饥肠辘辘的百姓。小屈原看着乡邻们面黄肌瘦的面容内心痛苦不已。

但是尚且年幼的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少了。毕竟这个“楚国贵族”已经不复昔日显贵，虽然不至于捉襟见肘，但也不过是仅够自保罢了。

这是一种无比尴尬的境地，没有什么比心有余而力不足更让人揪心的了。屈原依然没有放弃，他想到一个办法：将自己家的米仓和门前的石洞打通，让米顺着这个小通道一点点流淌出来，就仿佛这石洞中可以涌出米一样。

这无疑已经是年幼的屈原能够想到的好的方法了。如此这般既不用直接送米给乡亲们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又可以瞒着家人去帮助乡邻。

在屈原的有意引导下，乡亲们很快发现了屈原家门口这个可以流出米的石洞，开始络绎不绝地来这里装米。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给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人们不知道为何石洞里会流淌出米来，便将这天大的好事归结为上天的恩赐，认为这是天上的神仙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和呼唤，来拯救他们的。

屈原的父亲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个神奇的石洞跟自己家有关，但是也已经有所察觉。直到他发现自家米仓的米越来越少，便开始围着米仓观察，才发现自家米仓有一个洞往外漏米。

知子莫若父，屈父立即想到这是小儿子搞的鬼，于是找到屈原询问究竟。屈原忐忑不安，害怕会受到父亲的责难。但事情并非如他所想，屈父丝毫没有怪罪他，还语重心长地与屈原讲道理。他告诉儿子，希望帮助乡邻的出发点没错，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真的心怀苍生，希望造福百姓，就必须让自己拥有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困境的能力和形成更大影响的权力。

屈父用这件小事表达了对儿子的期盼和希望儿子入仕的愿望。聪明的屈原读懂了父亲的意思，也明白眼下的方法不过只是暂缓之计，挽救百姓、拯救国家，必须要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立志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