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节出身于书香门第

在安徽省怀宁县东北的大龙山下，有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名叫白麟坂。白麟坂有一座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唤做"铁砚山房"。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老宅，前面是宽敞的大厅，后面是一排高高的木屋，曲廊连着一个池塘和一座精巧的小园林，集生活起居、娱乐休闲于一身，人文气息与自然风貌相得益彰。老宅的主人，就是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年)，原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邓石如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书法、篆刻大师。他的书法以四体工整而著称，博得四海赞誉，有人赞其为清朝及时人。这座宅子是邓石如以两湖总督毕沅所赠铁砚而命名的新居，故得名"铁砚山房"。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诞生在老宅"守艺堂"西侧的住房里。他的父亲邓以蛰(1892—1973年)，字叔存，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学家。

邓以蛰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苦读诗书，擅长工笔山水画，很小就有了良好的美学和书画基础。1907年，刚满15岁的邓以蛰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回国后，邓以蛰很快与鲁迅成为朋友，在《鲁迅全集》中就有他和鲁迅谈话的记录。这一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由于他见解独到、文笔奔放，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邓以蛰也是最早在中国研究、传播美学的先驱之一。他将画史与画学、书史与书学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书画理论上，提出了中国书画历来就有着相当完整和系统的美学理论，其美学思想中融汇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超功利原则，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邓以蛰全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人研究美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聪颖贤淑，为人宽厚，终年操持家务，照顾子女。邓以蛰和她共育有4个子女，分别是邓仲先、邓茂先、邓稼先、邓槜先。

邓稼先刚满8个月的时候，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当时，他们住在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这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

1929年，邓稼先刚满5岁，便背起了书包，跟在大姐邓仲先的后面，走进了武定侯小学。

学贯中西的邓以蛰对邓稼先要求严格，不仅要他熟读四书五经，同时还要他阅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数学。邓稼先7岁时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爱之路》，其中小鸟和猎人的故事，使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故事中，一只美丽的小鸟被猎人捉住了，猎人把它关进竹笼里。小鸟失去了自由，不吃也不喝，奋力朝着笼壁冲撞，一下，两下，三下……整整撞击了24小时。晚上，猎人回来了，笼子里发生的事使他惊呆了：竹笼被撞破了，鸟儿满头血渍，倒在了竹笼外的地上。那只美丽的小鸟为了争得一片蓝天，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读完这篇作品，邓稼先悄然落泪。他想到父亲多次对自己讲过的话："人应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的存在，与其他生命共存共荣。"他被小鸟那种不畏险阻、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折服了。

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启蒙教育，对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受益于父母人格的熏陶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祖籍都是安徽，是多年至交。邓以蛰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们在清华园里又成了邻居，因此关系甚好。

1935年，邓稼先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成了好朋友。后来，二人又先后进入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友情得到进一步加深。

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十分注重英语教学。邓稼先自幼便跟父亲学英语，八九岁时已可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进入崇德中学之后，他的英语成绩在班里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也相当优异，得到很多老师的青睐。

"七七"事变的爆发，结束了邓稼先欢乐的少年时光。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很快进入了北平城。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多都撤往了西南，校园里一片空寂。此时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咯血不止，全家不得不滞留下来，在西单附近租房暂住。

北平沦陷后，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也不断地激发着邓稼先的爱国热情。受此影响，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由于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又继续读了两年书。

1937年9月，邓以蛰的一位朋友投靠了日伪政府，领取日伪的薪饷，过着相对较好的日子。邓以蛰考虑到这位朋友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宽以待之。可是，这位朋友却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了邓家，邓以蛰很不高兴。那天，邓稼先正在家复习功课。那人进屋不久，他便听到父亲大声质问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身为中国人，你怎能做出这种勾当？你出去，这里不再欢迎你!"那人只好狼狈不堪地夹着公文包溜走了。

邓稼先及时次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他心里既害怕又心疼，便小心地问道："爸爸，为什么这样不高兴?"邓以蛰余怒未消，大声说道："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他竟然举荐我到伪政府里去做事。这种人拿了人家的钱，就给人家当走狗。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眼睛，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喝的是中国人的水，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日占时期，邓稼先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在一起，他们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向往着和平与安宁的大同世界。他们相互影响，彼此鼓励，思想渐渐成熟起来。

为了彰显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特权，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中国国土虽然沦陷，但是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可辱!"这让像邓稼先一样血气方刚的少年义愤填膺。每天上下学，邓稼先宁肯绕路走，也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点头哈腰。

不久，邓家又发生了一件事，给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北平市日伪当局为"庆祝皇军胜利"，下令全体市民和学生举行游行与庆祝会。邓稼先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幸免，被迫组织学生参加这一活动。开会时，会场上戒备森严，全体市民与学生像一群羊羔一样被困在会场上。邓稼先满腔怒火，却得不到发泄。散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将手中的纸旗扯得粉碎，并狠狠地说："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邓稼先的举动被日伪安插在学生中的狗腿子发现了，他们立即把邓稼先告到他所就读的中学，要求严肃处理。

巧合的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邓以蛰的朋友。得到消息后，校长匆匆赶到邓宅，向邓以蛰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忧心忡忡地说："邓先生，稼先的事情我只能搪塞一时，如果没有处理结果，恐怕日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得尽快想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毫无准备的邓以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教于这位朋友："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请仁兄帮我拿个主意吧。"

"依我看，硬顶肯定是不行的，藏起来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快想办法让稼先离开北平吧!"

邓以蛰想了一下，说道："多谢仁兄指点，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校长刚走，邓以蛰急忙把全家人叫到书房，一起商议邓稼先的事。按照邓以蛰的提议，由已经读完大学的长女邓仲先带着弟弟邓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当时，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到了那里，而且邓以蛰在那里也有许多老朋友可以互相照应，这样既安全又不耽误邓稼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