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塞尤所在的第1中队驻扎在荷兰的吕伐登 (Leeuwarden)，主要任务是为轰炸英国的轰炸机编队护航。他的首次空战发生在8月24日的英国肯特 (Kent) 上空，当时他在没有通告意图的情况下擅离四机编队，与一名经验丰富的英军飞行员进行了4分钟缠斗。马尔塞尤成功地将这架“喷火”战斗机击落在北海，而后凭借Bf-109战斗机的优越性能，在低空逃过了敌机的追杀。马尔塞尤降落后不久被伊勒费尔德派人找去，他以为中队长会赞许自己的首胜，因而笑嘻嘻地前来报到——1984年时，70岁的伊勒费尔德曾回忆过当时的一幕：马尔塞尤进屋时满脸带笑，嘴巴还咬着弯曲的食指，活脱脱一个刚钓到及时条大鱼的大男孩。伊勒费尔德本来因为马尔塞尤违反了飞行纪律已是非常生气，但看到后者的模样时忍俊不禁，于是先祝贺了他的首胜，然后“威胁”说“如若再破坏编队飞行纪律，将在空中将之直接击落，或回来后将其枪毙”。马尔塞尤当时吓得“花容失色”，伊勒费尔德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后才一本正经地批评后者的纪律问题，并警告说“若再违规则将之赶到陆军去”。马尔塞尤这时恢复了常态，脸上又浮现出富有魅力的笑容，保障说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伊勒费尔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眼角渗出了浑浊的老泪，然后话锋一转地徐徐说道：“虽然(马尔塞尤) 信守了保障，但是他总能找到新花样，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犯一样的错误。”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德国人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及立场的变化，对隆美尔的评价也可谓“与时俱进”。2000年时，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在著作《传统之失》中，以今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去裁决往事，得出了“隆美尔实为战争罪犯”的惊人结论。此后，一些新闻界人士和某些政客竭力鼓动将一些第三帝国时期英雄的名字从国防军各处的军营中除去，其中就包括隆美尔和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2001年5月，在哥斯拉驻军的军官餐厅里放置了整整40周年的隆美尔纪念牌匾也被移除，理由是这位元帅再好、再为人缅怀，也是“那个犯罪政权的代表人物”。2002年德国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曾称隆美尔既是“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忠实信徒”，又是“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英雄”。这种论点很有趣，令人不禁想起了朱维毅在《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中提到过的论点：战后有很多德国人在批判纳粹的同时，又很反感军内抵抗纳粹的组织。德国人似乎特别擅长在矛盾心态的支配下反思自己的过去，2005年又有史家提出，隆美尔实际上“既非抵抗运动的英雄”，也非“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他只是追随希特勒踏入深渊，而自身浑然不觉。或如施韦彭堡在1961年所言，隆美尔不是神，是与你我无异、同样犯错的常人。

也许，只有活在非洲军老兵们日渐淡薄的记忆深处里的隆美尔才是最真实的。在隆美尔战斗过的托布鲁克郊外，有一块纪念他的石碑，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的非洲军官兵的坟墓。非洲军的幸存者们战后每年都来到这里，在石碑周围填上新的石头并清理渐增的黄沙。对他们来说，隆美尔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当狂风呼啸，天空弥漫着炙热的飞沙走石，沙漠风暴又开始怒号时，或许人们会再次听到一个斯瓦比亚人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吼叫——‘Angreifen！’(进攻)”

为及时赶来参加乌德特的葬礼，莫尔德斯顶着恶劣的天气从东线赶飞柏林，途中在布雷斯劳附近不幸机毁人亡。失去挚友的巨大悲痛向加兰德袭来，厄绍和吕措等老战友也一样痛苦难禁，但他们还是头戴钢盔、身佩重剑，站立在几天前为乌德特守灵时同样的位置上守护着莫尔德斯的灵柩。莫尔德斯安息在柏林著名的伤残军人公墓，下葬时加兰德伫立在墓穴边，眼前闪现的都是这位流星般早逝的战友。这个曾被断定不适于飞行的人，一步步崛起为“秃鹫军团”的及时王牌，28岁时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们爱戴的领袖；一年前，莫尔德斯手把手向他传授空战战术，半年前他们还在战绩排行榜上激烈角逐；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也一起为德国的战争命运担忧；他记得自己多次嘲笑过莫尔德斯严谨得近乎刻板的生活作风；记得他们一起反驳戈林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辜忘指责；永远无法忘记他那无与伦比的战斗技能和领导才华。莫尔德斯还未及施展身手就匆匆而去了……加兰德飘扬的思绪很快被戈林打断，同样脸色凝重的帝国元帅把他拉到一边，似乎想说些什么。加兰德已经预感到空军总司令想要说的话了。

“加兰德，现在轮到你了。我命令你接替莫尔德斯，出任帝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