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山会谈

1967 年国际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时担任"经济部长"的李国鼎先生带我们四位经济学家：刘大中、蒋硕杰、费景汉和我到梨山去晋见老蒋"总统"(先生)。这次会面对于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到了梨山，我和费景汉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刘大中和蒋硕杰住另一间。那天天气很热，我只穿一件短裤在床上休息，费景汉去洗澡。忽然我听见有人敲门，在迷迷糊糊之间就顺口回答："请进!"(Come in ！)结果进来的竟然是老"总统"。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他问："你们好吗？"又问："费先生呢？"我答说："他在洗澡。"费先生正好打开浴室的门，身上一丝不挂。这是我们两人及时次见到老"总统"，虽然很失礼，可是老"总统"并不介意。

晚上"总统"宴请我们，晚宴结束时已经八九点，大家以为可以休息了，心想应该等明天再和"总统"谈话吧。老"总统"却精神很好，问道："你们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吗？"我们答说本来预定明天才报告。他说："没关系，就现在讲吧！"于是刘大中先生就开始说明，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台湾总资源的分配。我们举例说明总资源就像一个大饼，把饼全部吃完了就没有剩余。至于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如果需求超过供给，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上涨之后，需求就会降低，供需又重新取得平衡。换言之，如果资源只有一百分，却要使用两百分的资源，资源不可能立即从一百分变成两百分，于是物价拼命上涨，涨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资源重新分配，结果还是一百分。这个简单的比喻，老"总统"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老"总统"已经吸收了很多经济理论，讲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老先生却还问："你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没有提到关于银行的问题。"因为"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的时候，上海正值通货膨胀，银行放款失败。我们本来不想提这段过去失败的经验，可是他却想知道。我们就开始解说银行的角色。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中介(intermedia)的角色，一方面把民间的储蓄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再把储蓄提供给工商业者投资利用。至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如何取得平衡，靠的就是银行中介的利率。假如储蓄太多，利率就降低；储蓄不足，借款的人却很多，利率就高涨。这一点老"总统"很了解，因为他以前在上海金融业做过事，知道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所以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当天我们和他谈到很晚才结束，而他的精神始终非常饱满。

第二天上午，刘大中拿出一张我们画好的大图，说明资源经由征税管道进入行政部门，再利用行政支出将资源分配出去，包括民间消费、行政费用、军事国防费用等。老"总统"看着这张大图，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他又问了一些有关银行改良等问题。中午他留我们一起用餐，并吩咐随行人员打电话给"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安排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由"严院长"代为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我们的建议，在未来编列预算的时候参考资源筹集和分配的两个图来编制，及时个图表示筹措多少资源；第二个图表示资源如何分配。若分配给民间，则供消费；分配给"军事国防"，也是消费资源；分配给投资，有助于经济持续成长。因为老"总统"认为我们的这些意见很有用，马上决定采纳。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政府"编制预算时都会考虑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

我们和老蒋"总统"谈资源流通(circular flow)的观念，结果很成功。但是蒋经国先生继任"总统"之后，对于需求和供给的经济理论接受程度不如老蒋"总统"，他对刘大中先生在黑板上画图解说的方式兴趣也不大，很少和我们谈论整体的经济问题。

以知识谋生的及时代美籍华人

在中研院院士会议餐叙之时，许多院士谈到我们是以知识在美国谋生的及时代华人。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侨很辛苦，他们都是坐船漂洋过海，去美国从事劳力工作，在餐厅里端盘子、洗衣服、修筑铁路，没有机会受教育。有些男人持用在广州高价买来的出生证明入境，唯有如此他们才有机会到美国，而女人当时根本不能去美国移民。我刚来美国到伊利诺大学进修的时候，遇到一个中国学生，他亲口告诉我购买假证件的经过，并说自己本姓张，不姓王，可是购买的出生证姓王，他只好改姓。早期移民新大陆的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很大，举例而言，美国铁路网的东岸线和西岸线两大系统的连接，筑路劳工中以爱尔兰人和华人出力最多。两者比赛南北太平洋二大铁路接轨的速度，结果华人先完工。可是等到整个铁路系统竣工后，在纪念完工落成的团体合照中看不到一个华工，好像铁路的修筑和华人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华工修筑美国铁路的历史很值得大书特书。

另外，还有一则关于歧视华人的轶事。我有一个朋友在维吉尼亚大学教书，正好系上有教职出缺，他推荐一个中国人来任教，但是系主任总是不置可否。后来系方邀请这位中国学者来演讲，结束之后，系主任说："好，我们决定聘请他，因为他的妻子是中国人，没有问题。如果他的妻子是美国人，我们就不能聘请他。"早期美国人反对中国人和美国人通婚，尤其在南方，现在情形虽有改善，但是在美国南方还是有这种保守的思想。

陈香梅女士的故事更是众所皆知，她的先生陈纳德(C. L.Chennault)将军是飞虎队(Fly Tigers)的成员，对日抗战时在中国立下很大的功劳。陈纳德的原配是路易斯安那州人，该州法律不承认白人嫁娶非白人的婚姻，所以在法律上陈纳德的原配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后来陈纳德临终之前，律师告诉陈香梅应该趁机先取得财产，否则一旦他去世之后，一切财产都不归她所有。早年这种事情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在美国受到这类种族歧视的事情还是时有所闻。人们的观念逐渐开通，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例如我曾提过自己买房子的经验就是一例。过去种族歧视的情形很严重，不只是华人，连犹太人也在不受欢迎之列。"民主"、"自由"的口号，美国人说得震天价响，常常批评大陆的人权问题，但是美国人自己在历史上的人权纪录也很差。

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读书，再留下来以知识谋生的及时代华人，的确是中西文化相互冲击下的产物，我们的移民经历或可留待未来历史的评价。我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二件事加以叙述。一是在1970 年时，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单身女留学生，来校不久以后发现她罹患急性癌症。她是家中的孩子，而且自费来美留学，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她的家境并不富有。她得知生病的消息后，知道自己命在旦夕，她只求能够死在台湾。很多学生都同情她，问题是旅费筹措不易，因为她不能单独返台，一定要有人同行，在途中看护灌输药水，所以她需要三张头等舱机票，其中两张给病人和护士，第三张是医疗设备，总计约6,000 元美金。在这种情形之下，校内亚洲学会(Asia Institute)的主持人来找我商讨此事，因为学校预算中没有这笔经费，只能用捐赠的方法。我提议由亚洲学会出面写信给与中国有关的教授、学生及当地华侨，请他们捐赠，所得捐款由亚洲学会负责收入和支付。这封信发出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亚洲学会收到华人的捐赠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人是匿名捐赠。在亚洲学会主管收款的 Mrs. Kumata(她是一位日裔美籍人士)大为感动，她从来没有看过华人在美如此团结、互相帮忙，事后不但付清全部的开销，还有余款留在亚洲学会，以备将来作为类似的用途。

第二件是华人被杀事件。底特律(Detroit)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重镇，但是因为日本汽车的倾销，使当地很多汽车工人都失业了。有24小时一个华人在酒馆里喝酒，被一名失业的汽车工人误以为是日本人，就攻击他，把他打死了。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因为法院只判凶手很轻的罪，引起华裔人士的愤慨，所以决定联合起来严惩凶手。当地有一位热心的杨太太找我商量，想要聘请好的律师去起诉，但是不清楚需要多少预算。我先请她订出一个大概的价格，据她所知五万元左右可以请到很好的律师。于是我答应她由我们学校的师生负责捐出五千元，余款由我再到校外发动募捐。消息传出之后，在加州的华人协会立即表示愿意动员支持，保障筹到五万元没有问题。接着华盛顿的华人协会促请美国联邦政府以"违反人权"(violation ofcivil rights)的名义，向这名底特律工人提出告诉，可以不必付律师费。终于把这个工人判处长期监禁。同时各地很多华人踊跃捐钱，所募得的款项远超出五万元。我们决定将这笔捐款送给受害者的母亲，但是被她婉拒了。她还建议将这笔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若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可以运用。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协助处理这件诉讼案的律师，他不要任何报酬，藉以证明他更在乎金钱以外的社会价值，如公平正义等。过去有人常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但是上述两件事可以说明我们华人的表现很团结，并不是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