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部分(1842-1911)

开埠

及时章上海城里的外国人

1843~1853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及时次鸦片战争。根据条约规定，上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之一。然而这开埠之举则缓慢持续了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西方人在上海的存在形式被限于特定的模式中，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法规。不久，这些法规又迅速地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开放口岸。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上海成了"条约制"的实验室，主导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蛮夷"的到来

1843年11月8日晚，一艘小型英国轮船在上海城墙下的黄浦江边下锚。随船而到的是英军驻印炮兵上尉巴富尔(GeorgeBalfour，1809~1894)，他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根据15个月前签订的《南京条约》来打开上海对外通商的大门。这位英国军官很年轻，对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言。有限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医生，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陀(WalterH.Medhurst)。

岸上没有任何人迎接这些英国人，他们只得在船上过夜。晚餐时，他们为"口岸的强盛和辉煌的远景"干杯。次日清早，较高地方官上海道台宫慕久获悉英国人已临城下，遂下令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往相迎。在人山人海的民众围观下，英国新任领事和他的随从一行进入城市。在上海道衙门里，他们受到地方官员礼貌而冷淡的接待。当炮兵上尉巴富尔提出要租赁一幢房屋以供居住和办公使用时，遭到了拒绝：城中没有任何空房。军人出身的巴富尔断然声称要在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然而在座官员丝毫不为所动。会晤结束后，英国人离开了衙门。街上爆竹震天，人群拥挤在外国人周围。此时一位衣冠楚楚的有钱人靠近英国领事，建议英国人租赁他的住宅，一幢拥有大小52个房间的房子。这位陌生人姓顾，原籍广东，是上海城里最有钱的商人之一。顾氏在香港经营买卖，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上海的开放来发展他的生意。

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对法国商人开放上海口岸(法国外交部档案)

住房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英国领事和他的随从们很快就安顿下来。尽管这幢豪宅很宽敞，但并不舒适，尤其是从早到晚都有许多好奇者涌入其间，观看洋人工作、吃饭甚至梳洗。而房主顾氏则以此景观为荣。晚餐时，仆人们鱼贯地穿梭于餐厅，跟随音乐的节奏走路，他们"平托餐盘碗碟，犹如手持丝棉包袱"。不过巴富尔毕竟属于英国殖民地创建者的一员。他不顾地方官员的迟疑和保留，在抑制商人过分积极的同时，开始适应新的特殊环境。11月17日，他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并着手谈判安置英国侨民的租界领地。12月底，英籍侨民的总数为25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

四年后的1847年11月，敏体尼(CharlesdeMontigny，1805~1868)承担了在上海设立法国领事馆的任务。这位下不列塔尼省的后裔、移民的儿子和前希腊独立事业的斗士，以他独特的气质和所持的政策，在上海长期地留下了法国的影响和痕迹"。一到上海，这位新领事就把法国领事馆设在上海老城和英租界之间的一座天主教教会的房子里。"房屋很小……但我置身其中，就如人在法国。"#敏体尼迫不及待升起的国旗，在一幢"破房子"、一座"不舒适的住宅"、一个"潮湿且有损健康的地方"的上方飘扬。房子的地面经常被夏季的雨水淹没，四周布满了动物的尸体$。这里没有好奇的参观者，只有盗贼在附近窥视游荡，以致为了应付他们，晚上还需要武装警卫。除此以外，连个仆人也没有。领馆内负责文书工作的是领事的太太和孩子们，还有原籍波兰的翻译哥士耆伯爵(Kleczkowski)。哥士耆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但性格令人厌烦。面对英国人社区的兴旺和英领馆的排场，敏体尼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依靠他好斗的性格和丰富的政治想象力。

既然上海还没有法国的商人或侨民需要保护，敏体尼就承担起保护已安顿在上海郊区和邻近省份江苏、浙江的天主教传教团以及教徒们的责任。他的做法被看成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共和者"的离奇的虔诚%，而敏体尼则认为，保护传教团是为了扩大法国在当地的影响。"我向您重申，部长先生，这里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未来法国取得优势和胜利的工具……我为他们说话做事并非出于我的宗教感情……这是国家利益"。

在发生饥荒或抢劫案件时，法国领事馆从不袖手旁观。一旦事发，领事立即坐着轿子或小船启程前往，的随从就是哥士耆。他组织保护忠于职守的神父，训斥掠夺抢劫行为，告诫当地行政官员，"一半靠讲理，一半靠恐吓"，基本上每次都能达到目的。他令无数民众敬畏，"人挤他，他挤人"，"用步枪的枪托开路，这里拨开一只手，那里拨开一只脚"。这支步枪的外观往往就足以使盗匪们害怕了。但在一次出征宁波的归途中，领事在海上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当场开枪击毙了八个攻击者。1851年春季，在获知一艘法国捕鲸船在朝鲜外海遇难后，他毫不迟疑地登上一艘葡萄牙籍的小船，出发寻找遇难船员。最终，他战胜了暴风雨的狂澜和朝鲜当局的敌视，把水手们解救了出来。

敏体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同样的果断坚定。1848年6月，及时个期望在上海安家的法国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位年轻人名叫多米尼克?雷米(DominiqueRémi)，出生在法国贝藏松地区，经营钟表业。敏体尼利用这个机会，立即向中国当局提出租界领地的要求，理由是以便安置几十个大批发商。他的长官对其行为颇有微词，指责他不受束缚的性格和经常出现的随机性举措。敏体尼则不断地为自己辩解："距离把我们隔绝了，通讯和联络也不正常……任何细小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处理紧急公务时，这些客观困难总是妨碍上海和公使团之间的整体行动(遗憾的是这里所有的事务几乎都如此)。"他终于在争执中获胜了。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许多在上海担任公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上海，这座设有租界分界线的城市，地处清朝统治的边缘，和欧洲地区又相距遥远，所有的冒险家，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正是他们注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上海的命运，这属于地缘政治新秩序历史中的一部分，当时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1843年后出现的外国人并不是首批到沪者。1832年，广东的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扩展贸易，曾派遣胡夏米(HughH.Lindsay)乘坐"阿美士德号"船(LordAmberst)前往上海，同行的除了货物外还有传教士。其他的传教士也跟随而来。其后，英国商船和军队陆续到达：在鸦片战争期间，1842年6月19日，上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四千名英国士兵占领。英军大肆掠夺了四天后，才继续北上。但从1843年起，来上海的外国人不再是为了贸易勘探或军事入侵，而是为了长久居住。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结果。

从纳贡制到条约制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间的交流还十分有限。这并非仅仅由于引起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强烈不满的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周边的亚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据纳贡制来运行的，而西方人则无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多少世纪以来，支配决定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建立在儒家学说上。宇宙被视为清一色的整体，其间万事万物都按照的强制性的等级顺序排列。天子乃上天之子，施行必要的礼仪以维护天下之和睦。凌驾于文明社会顶峰的帝国君主，对其他国家也承担着家长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上，对内和对外政策没有区别。同样的礼仪确定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间的关系。

既然皇帝统治整个世界，他的权力也就遍及文明社会和"蛮夷"地区。然而，"蛮族"的定义与其说是依据其种族或宗教的从属而确立，不如说更取决于其文化教养程度。不懂文明，尤其是不懂中国文明的就是"蛮夷"。只有采用中国的礼仪礼乐和习俗惯例，蛮族才能够融入中华世界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华帝国和邻邦民族的关系由纳贡制支配。

这些纳贡国家对优越的中华文明的承认，体现在他们定期向北京朝廷派遣使节，赠送礼品。而中国皇帝表示对纳贡国的仁慈关爱和维持各民族和平的方式，就是赐予礼物。就纳贡制的实质而言，这是和逐渐进化的异族蛮人之间礼节性、象征性的交往方式。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制度有可能打开征服和控制的道路，同时也有利于贸易、文化等范围内的多种和平交流。它始终含有对"蛮族"的高度警惕，限制他们与中国百姓直接交往，以免中华文明美德受到污染的危险，以便维护和平和天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西方的"蛮夷"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逻辑，来华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他们对世界和国际关系持有与中国人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承认各国之间的平等，以法律和条约主导国家间关系，以及确信通过相互间密切的接触能够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这些西方"蛮族"并不准备接受汉化，所以中华帝国也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然而，自18世纪末起中英贸易还是有所发展的，不过这和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无关，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定制度，英国商人被限制在广州这对外开放的口岸内。各种商品交易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公行之间进行。公行的商人持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权，处理所有入港的外国船只的有关事务。把外国人隔离和限制在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实行监督管制和集体责任制：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纳贡制结构的痕迹。

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以中华传统为主体的秩序还能在欧洲资本主义在华前哨阵地上维持，尽管"广州模式"已经逐渐受到日益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侵蚀，受到港脚贸易(countrytrade)商和走私者的挑战，同时也因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削弱。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引发了危机，因为英国方面为商人设置的在华贸易"通行证"需要中方也取消其对贸易的垄断。在航运、武器和工业生产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科技进步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能力逼迫清王朝开放中国市场。1839年，及时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其主要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承认和接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秩序。

英国独自对华发动了这场战争。不久，当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法国也加入了英国的行列。但是欧洲其他主要列强以及美国，都是1840和1850年代接连签订的中外协议和条约的受益者。虽然这些都是双边协议，但由于条约的增加，尤其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会牵涉到所有的列强，实际上是设立了一种多边条约制。

在近一个世纪中，这种条约制度一直左右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1842年起，所有重要的条约都在南京签订。因此，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口岸都对英国商人开放，他们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口岸，"贸易通商无碍"。根据条约，经商贸易自由必须受到尊重。英商不必再与清朝政府部门和指定的人打交道，不再受到不公强办，但一律要按规定缴纳适量的货物税，大量有关这项税款的信息资料由此而生。英国侨民享有治外法权，而且只受英国领事的司法管辖。奇怪的是，《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到鸦片走私问题，尽管这是引发1839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中国当局已经通过非正式的协议解决这问题，但鸦片走私仍旧猖獗。在开放口岸外的海面上，外国商船总是出现在那里：他们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抛锚，筑起了"浮动码头"，以确保向当地的中间商交付。与其他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都重复着同样的条款。1844年签订的中法条约中还特别加入了有关传教士的条款，即清政府从此要接受来华的传教士。清廷因此取消了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同时还开始归还上个世纪没收的教堂财产。

双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