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文琦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沈阳市长董文琦口述:接收沈阳时与苏联、中共冲突始末,亲历台湾经济起飞的决策与过程。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在张玉法和沈松侨访问、纪录的这本《董文琦先生口述历史》中,沈阳市长董文琦将之亲历的接收沈阳时与苏联、中共冲突始末以及台湾经济起飞的决策与过程一一叙来。
二)家世
先祖父志云公,曾随左宗棠远征新疆。原来,满人人关后,对关内汉人不敢信任,左宗棠是湖南人,其部队以湘军为主,但清廷为防范其萌生异心,故安插大批关外满人子弟人左宗棠军,担任哨官等各级干部,以资监视。我家初抵东北后,即随旗隶属汉军旗,与旗人一体看待,故先祖父亦被征调加入左宗棠的部队,这是前清用以统御中国的手段之一。此外,清代科举对东北也有特殊限制,东北人只能就地考秀才,并无乡试,如要考乡试举人,必须到直隶顺天府应试。其主要用意就是希望旗人子弟重武轻文,不要耗费太多时间求取科名。因此,在前清时代,东北文举极少,而武举特多。清廷并在东北实行征兵,一户之中如有兄弟二人,便须抽取一人当兵,先祖父即因此被征调随左宗棠远征新疆。
先祖父出征前,惟有一子,即先伯廷栋公,另有一女。志云公在新疆驻防十二年,返乡后,才又生了先父廷梁公、先叔廷材公,以及两位姑姑。前清对退役兵勇照顾相当周到,先祖父退役后,每年还可领得纹银十二两,一直到民国初年,家中还按年到双城旗衙门领钱。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段故事。前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先生的尊翁曾和先祖父一同出征新疆,莫先生便是在新疆出生。我小时听先祖父说,当时从征军士原本多为二十几岁的壮丁,在新疆戍守多年,年事渐长,子嗣问题,多所延误,因此左宗棠便向朝廷奏请准许他们在新疆就地纳婚。朝廷准奏后,许多人便在该地完婚。我祖父虽未再婚,而莫先生的尊翁则在新疆娶了一名维吾尔女子马氏为妻,生了莫先生。莫先生自号柳忱,便是因为他出生的地方遍植柳树,故以此为号。他后来也一直以未能返回新疆出生地探望为憾。
先祖从征期间,既不能与家中通信,也无法将薪饷汇回家乡,日积月累,储下了一箱白银。返乡后,便用这笔钱买了一些田地,并建造房舍。他对我的父亲特别宠爱。当时东北并无官学堂,先父少时就学私塾,二十余岁时人旗衙门任事。前清时东北的衙门有两种:一为民衙门,专管民财建设及行政事务;一为旗衙门,负责地方治安及军队操练。这是东北特有的制度,为内地所无。
先父在旗衙门内担任书吏,相当于今日科员的职位。光绪末年,清廷推行新政,通令各省分设新式学堂,并在直隶保定设警官学堂,及时期学生多由东北各地旗衙门保荐。先父和莫德惠均在保荐之列,不幸先祖父因半生戎马,备尝艰辛,曾在军中誓言不让子孙再入军旅,故极力阻止,致使先父未能进入保定警官学堂。而莫先生则顺利进入警官学堂,毕业后回哈尔滨任警官,民初当选议员,从此步人仕途。先父每谈及此,在一生中,深以为憾。
先父既未能出外深造,遂留居家乡,平日调解乡人诉讼争端。东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盛行大家庭制度。我家在董家窝棚是一个大族,当地有前董家、后董家两家,形成两个领导中心,我家便是后董家。当时东北胡匪猖獗,我们两家都在房屋四周高筑围墙,并在围墙四角修筑堡垒(东北称做“炮台”),以防匪患,因此,我们两家也是当地的防卫中心。原来,自日俄战后,东北胡匪蜂起,官兵追剿,常有鞭长莫及之虞,故保卫乡土须仰仗地方的自卫武力。当时土匪并无火炮,多以短枪为武器,所以用土墙便可挡住他们。此外,每一家也都有自卫枪枝二三十杆。我在中学读书时,暑假回家,晚上常到炮台上守夜,对骑马放枪都很精熟。由于我们前后董家共同构成一个防卫系统,土匪不敢来犯,董家窝棚的居民才能安居乐业。
我家有田二百多晌(一垧十亩)。东北田地单位称“垧”,是缘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劳动习惯。东北人把24小时所能耕作的面积叫做“垧”。当地农户多用自家人力耕种,如感人力不足,也可雇工。我家的田地大都是自行耕种,另雇有长年佣工十余人,大部分是山东人。当时有些山东人,春天到东北受雇,工作一年后,到冬天领得工资后才回家乡。因此,逐渐也有些山东人携家带眷在东北落户。 我家有大车两辆,每辆车须由七匹骡马一起拉运,每车可装运粮货三吨,这是当地的交通工具。每年冬天,自十月问开始下雪,道路封冻,直到次年四月才解冻,当地人便利用这段时间,将秋收余粮运人城内粮栈寄存。这些粮栈多为河北人所开,当铺则多为山西人所设。粮栈只收受农家寄储之粮,本身并无粮食。我家也是在冬天时将粮食运至城内粮栈寄存,需要油、盐、布匹等用品时,便入城把寄存的粮食卖掉一部分,以所得款项购买需用物品。所以,粮栈的作用犹如现在的银行,不同的只是以粮食当现金储存。那时,我家与粮栈往来,靠信用,没有任何簿籍帐册。这和当铺一样,都是当时农村特有的信用流通制度。
东北的大家庭自有一套制度,每家的长子称作“掌柜的”,大权在握,家中事无巨细,只要他一句话便算数,其角色就像是现在企业公司的总经理,惟职权更大,任何事均不必开会商量。我家共有三十几口,家计即全由先伯父掌理。我父亲十七岁时与先母关氏结婚,时先母已十九岁。东北习俗早婚,而新娘又多半长于新郎,大个二三岁的十分普遍,大上四五岁的也不算稀奇。这是因为农业大家庭中,结婚后并不需要自己负担家计,而且娶了媳妇,等于在家中添了一个劳动人口,所以富裕人家大多早婚。
我出生于民国前十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农历八月十二日,时先父二十一岁。因为我父亲很得宠于先祖母,所以我小时候也特别受先祖母钟爱。我七岁入私塾,同学中年纪较大的已二十一岁;八岁时得一弟。十一岁时先母因难产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次年,继母沈氏来归,复生一弟一妹,现均陷大陆,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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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琦的口述史料,抗战胜利后担任沈阳市市长。
对董先生早知其名,终于买到他的口述史,可uh了解更多的沈阳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