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汉学家的湖南

湖南是在汉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份训练培养了他的一个信念，即始终确信汉学作为学问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正如他的祖父、父亲以及德川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一样，他发现仅有折衷学派所主张的“博学”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学问必须有所应用；学问从整体上来说，必须为人类产生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种学问态度，即“实学”精神，正是湖南最为重视的。因此，做学问的人应该以学问为指针，投入现实世界的实践之中，并用之阐明同时代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若不然，那么学问就只是知识的堆积而已。信奉“实学”精神的湖南，自从当初为新闻媒体写作时评以来，就十分关心同时代的中国问题。当时，他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对中国以及东亚的历史知识来理解同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由于他确信中日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并担心欧美帝国主义是否也会侵略日本，因而产生了将中日两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思考的想法。不过，当时湖南关心的主要是日本的命运，同时也关注到同时代中国的自强运动。然而，他逐渐对中国人自身发动的改革感到失望，并为日本对此情况毫无准备而担忧。就这样，湖南不仅关心同时代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危机而深感忧虑，从而导致他确信在中国实行有效和有意义的改革时，日本可以起到援助作用。

在18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湖南对于中国的改革问题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构想。在1890年代，他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关心日渐强烈，但是对怎样的改革最适合中国，以及日本应给予怎样的具体帮助等问题，依旧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然而他确信，如果不深刻洞察中国的历史及社会特征，就不能构想出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显然，湖南的这一信念是他自身的“实学”精神与中国的经世思想发生共鸣的产物。与他一样，中国的经世学者们也主张中国所必要的改革必须以中国的传统以及社会构造为其基础。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倡的改革构想深深吸引了湖南。

二、作为政论家的湖南

作为政论家的湖南始终密切注视着改革一再失败的清朝及其日渐衰亡的形势。因此，一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他就深入到清朝史中细心探寻导致这一革命的长期趋势。他再度关注到了经世学者们的思想，尤其是其著作在清末广泛流传的17世纪的先驱者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思想。他们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专制政治，并强烈主张为消灭这一弊害应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从地方社会开始直至皇帝制度本身。受此思想影响的湖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意味着君主独裁政治的终结与共和政治的开始，成立地方分权的共和政治本身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治不仅一直未能实现，反而呈现出一连串政治混乱的局面。但是，湖南不仅没有收回中国即将诞生共和政治的主张，反而以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向为依据来强化这一论点，提出中国的“近世”开始于大约一千年之前的宋代。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抵抗外国侵略，中国也许暂时需要外国的援助。但是，辛亥革命无疑是漫长的君主独裁政治终结与共和政治开始的前兆。湖南不仅确信中国固有的共和政治将会到来，而且认为可以从宋代以来长期的“近世”发展历程中找到其萌芽。

但是，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显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在湖南看来，“近世”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特征在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对人民的生活渐渐难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漫长的“近世”中，始终并存着中央独裁政治与地方“平民主义”这两大潮流，结果使得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分道扬镳。虽然君主独裁的皇帝政治随着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还是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财政、商业、对外贸易、工业化、官僚腐败蔓延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仍然有必要维持一定规模的国家机构。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湖南并没有见到中国人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主张，日本可以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比以前的设想更为重要的作用。总之，作为政论家与学者的湖南始终在探究中国的改革问题，然而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见到这类改革的成就。而且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满洲国”这一日本傀儡政权的问题，这个现实对于风烛残年的湖南个人而言，也许除了悲剧而外别无可言。

如上所述，湖南终其一生都在探究中国的改革以及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他的这种关切深深扎根于他的“实学”思想，即学问必须在同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作为政论家与学者，他在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理念就是这种“实学”思想。因此，他的全部著作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湖南的所有关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选择某一事件或者某一系列事件作为其中心，那么就非辛亥革命莫属了。因为他认为这次革命不仅终结了中国的君主独裁政治，而且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此他们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打造立宪共和制了，所以这次革命也标志着始于宋代的中国“近世化”进程中的共和主义倾向臻于成熟。

也许可以说，湖南所构想的共和政治愿景过于理想主义，或是建立在对于近世的共和主义倾向的过高评价之上。但是，孙文、黄兴等革命活动家们(也许宋教仁是一个例外)所提倡的“共和主义”中也能见到类似的缺点。不可否认的是，从今天的研究水准来看，湖南认为曾国藩以“平等主义”传统为基础组建湘军的观点也存在对“平等主义”评价过高的倾向。但是，正如法国人托克维尔把还残存着部分奴隶制经济的美国看成“民主主义”国家一样，从日本人湖南的眼中看来，中国的地方社会存在着的“平等主义”，并且这种传统是日后共和主义发展的萌芽以及将来共和政治的基础。

不过，在讨论中国共和政治的实现可能性时，湖南批判专制政治的主要依据来自于黄宗羲的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君主独裁政治以及地方官僚的弊害方面，并主张将地方政治的实权交还到地方社会和乡绅手中。与19世纪的经世学者们一样，湖南也全盘继承了黄宗羲的这一分析视角，只不过他还从更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来认识这个问题。即黄宗羲主要根据明末的政治状况来讨论君主独裁政治的弊害，而湖南则从宋代直至清朝为止的长期发展过程来把握君主独裁政治的性格。另外，黄宗羲主张回归到君臣关系的应有状态中去，而湖南则在批判君主独裁政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其归于终结的历史必然性。黄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受到改革论者和革命家的再度关注，因为他们与湖南同样认识到，作为中国将来实现共和政治的前提，黄宗羲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内在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宗羲当然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而湖南在摸索未来中国的国家形态时，也在探究其历史前提以及基础。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一历史前提应当是从中国的传统及社会中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