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彰先生访问纪录

多言贾祸，厦门入狱

(一)祸从口出

海军官校只念四年，我却念了五年。三十八年政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大家都了解此时局势非常悲惨，四百万大军一夕之间即告消解。到处都是“匪”谍，许多高级长官的姨太太、舅爷、勤务、副官等最亲近的人都是中共的工作人员，因此谁都不敢相信谁不是“匪”谍。

我们在上海海军官校念一年级的时候，白崇禧先生担任国防部长，我们的阅览室里面有《大公报》、《文汇报》、《扫荡报》，社会主义的书籍也都有，我自己也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长期订户。在那个时候是抓贪污不抓思想，公开看左翼的书也没什么不对。但二年级到青岛以后就什么都不对了，政策开始紧缩，币制也很不稳，早上领了钱，下午就买不到东西，政权摇摇摆摆，老是听到共产党打下这里，又打下那里，我们都很气，国军怎么这个样子，开始发牢骚。我因为个性的关系，尤其好发议论，常批评政府，恨铁不成钢。但也因此被同学打小报告，以“思想不良”的名义，于三十八年五月关入厦门监牢。

当时我们发牢骚是在黑板上写下来的，而且不只我一个人。可是先前我得罪了人，人家就趁机打我小报告。此人是同年班的人，在上海时我当伙委，他去买菜的时候贪污，但我们不晓得。第二个月帐要烧了，伙夫向菜商要求拿回扣，被发现后处以体罚，一打他就叫：上个月你们有同学贪污。当时贪污是很严重的行为。我们问伙夫哪个贪污？他说：上个月几号采买，第几中队哪个人，他买十块报十二块，买五斤报七斤。在上海就只有一个年班，两个中队，不到二百人，这位同学大概贪了一个十七钻游泳表的钱，那时游泳表是很时髦的东西，我们24小时的伙食费大概值二十个游泳表。此事被告发后，他就心存芥蒂，而他原本就是走政治路线专打小报告的狗腿子，所以告了我，给我一个绊脚石。

我们这一批有二三十个被抓，分三个梯次。这个时候魏济民校长已经被抓，当时任区队长的三十七年班学长郭志海、虞泽淞等也已失踪。放假日人员校阅后，首先是代校长郭发鳌上校点名，同学出列。校长说：“我们要训练一批反情报部队的地下工作人员。各位同学都很，你们马上拿简单行李坐上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受训，不要跟同学讲话，二十分钟后穿着白军服集合。”因为当天是礼拜天，放假，我想这还不错。结果车开到厦门监狱，大家下车，就由上刺刀的士兵押入牢房。

先关两个礼拜，然后宣布“白名单”，念一个开门出来一个，也有我的名字。我带着行李走到前面，有三个人坐在桌前，其中一位山渣胡的人对我问东问西。因为我是山东人，魏校长也是山东人，遂把我们的资料连在一起。他说：“我们查你是好学生哪，魏校长有没说海军是技术兵种，谁来是要给谁干的？”我说我没听说过。他说：“那不对呀！你是好学生哪！”我说：“我是好学生，你也可以查资料，我当过伙委，也是军乐队、合唱团，我演过话剧，参加过很多团体活动，有公假，校长讲话我可能不在。”但他说：“据我们所晓得，校长讲话全体都要在呀！所以你是不愿出卖你老乡，你不讲实话。”我说：“你弄错了，他是山东历城人我晓得，你看他的干部有没一个山东人？都是马尾海校毕业的。”

他说：“你们学校当中，教职员、队职官、勤务兵、同学当中，有没有‘匪’谍呀？”我说：“当然可能有呀！”他就说：“好，你说可能有，那一定是有征兆，讲出几个来。”我告诉他我的逻辑是根据报上登载夏楚中司令官的侄子、姨太太都是“匪”谍，什么人的参谋也是“匪”谍的这种可能性而来，但我并不知道谁是。他不信，说：“你这个人就是不愿出卖同党。”我一听，气得往桌上一拍，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怎么扣帽子说我是‘匪’谍？我不是‘匪’谍！”所以这样就闹僵了，三个家伙对我很恼火。其中一个说：“这样好啦，你只要讲一个嫌疑的。”我说：“我不能讲，我就是觉得有嫌疑也不能讲，今天我就是因为‘嫌疑’在这里被关了两个礼拜，我怎么能讲别人呢？你们是专门管‘匪’谍的，我不是管‘匪’谍的，我有什么资格讲人家？”

这样他们下不了台啦，就叫我到国父遗像前面罚站，什么时候“想通”，什么时候告诉他们，就什么时候放我走。问完一位同学，他对十轮大卡车的司机说：“老解，你把车子发动！”然后对我说：“你赶快讲一个，车子马上要开了。你讲一个就上车。”我腿都发麻了，但我一声也不吭。他没办法了，只好对着司机说：“好啦！”车子就开回学校了，我又提着行李回去关起来。

后来我问过早我出狱的其他人，他们都只是被问：你效不效忠三民主义？你为什么投考海军哪？你要不要入党？在这里盖个手印就可以走了。我才晓得问别人就这么简单，问我却那么复杂，专门找我的麻烦嘛！回想起来，及时个礼拜关魏校长，第二个礼拜关区队长，第三个礼拜就关我们。谁也想不到，假如我是“匪”谍，老早就跑掉了。我们都没有这个警觉心。像魏校长接电报要他到上海报到后就没回来，教育长何希锟(烟台十七期)一看不对，就赶快跑掉了。他们抓区队长时，我们还想区队长怎么不见了，结果第三个礼拜我们被关进监狱，就看见三十七年班的区队长在对面的牢房里露个头。

入狱后，我的信、日记、所看的书籍全被搜去。那时我有一个念头：“不自由，毋宁死。”想一头朝监狱的墙上撞死。因为入伍时我已经考上南京中央大学，姊夫的父亲打电报给我，要我立即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我置之不理，执意念海军官校。但现在被关，我就想天堂有路我不走，为什么不去念中央大学呢？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如果我开小差的话，也不会有这个结果，很想一头撞死。但回头一想：若我撞死了，那父亲和祖父的冤枉就更无洗清之日，共产党到山东后，他们以地主、国特、善霸的名义被斗争，现在我们的政府又以思想有问题将我下狱，若我就此死去，那我们家的冤枉就永远也洗不清了，所以才打消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