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 德米特里奇 切尔维亚科夫，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问”。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及时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_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嫁妆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奇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及时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型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奇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Oǜest mon cravatte，lequel mon père n' avait envoyède Koursk？”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Ah，est ce que,Marie，que… ……唉，难道可以……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 ……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奇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久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奇卡，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低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 谢梅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哈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哈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哈欠呢。

“这是彼得 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戈尔 谢梅内奇……”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把叶戈尔 谢梅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件肩袈裟拿给我看。玛涅奇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在堆房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 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 谢梅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 谢梅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戈尔 谢梅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奇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奇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奇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奇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率率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戈尔 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戈尔 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奇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奇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奇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登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 monsieur.”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戈尔 谢梅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奇卡在哪儿呢？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奇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