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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树立宪法的观念。

中国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便形成了“以法治国”、法为“治之具”的法律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三尺之法只是统治者治国、理政、御民的工具，以至于法律工具主义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传统观点，它影响和束缚着中国近代制宪者的思想。在近代制宪者的意识中，宪法同样是附庸政治的，它和一般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和手段。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传统，妨碍了限制权力的宪法意识的滋生。

宪法是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要树立宪法的较高意识，发挥宪法的较大的法律效力，必须明确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权力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去行使，不得滥用权力;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违宪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要受到严肃的制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行政。宪法绝不是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特性，它是具有应用功能和法律特性的。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改变宪法与己无关的错误倾向，使宪法的在人民大众的心中生根，确立宪法至上，违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观念，从而自觉地维护宪法的尊严，这是实施宪法，推进宪政的动力和保障。

第四，立足国情，择善而从，理顺不利于实施宪法的各种关系。

宪政和宪法都是西学东渐以后，从西方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中移植过来的，它和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存在的问题也带有共性，那就是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吸纳西方的宪政制度和宪法的理论与范式，力求择善而从，避免教条地、机械地照搬套用。百年中国的宪法历史，既存在简单袭取西方宪法的倾向，也存在融入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弊端。这是完善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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