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旅程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加利福尼亚。在科洛马发现黄金前，加利福尼亚主要因偏远难至吸引着一些外来人：约翰?萨特为躲避妻子和债主而来；詹姆斯?马歇尔则是为了甩掉自密苏里就染上的坏运气。这一时期，长途旅行的平均速度大致和步行一样。尽管火车已经开始出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并势必改革人类的旅行方式，但它们的用途还仅局限于短距离的本地运输。而此时的加利福尼亚几乎是离西方文明中心最遥远的地方。若通过海路，从美国纽约、英国利物浦或法国勒阿弗尔，绕过南美洲去往加利福尼亚，需耗时五六个月，这还取决于合恩角1的海况——那里的海况之恶劣会让最坚定的无神论者因恐惧而祷告神灵。不久前，一些轻装上阵的勇夫想通过中美洲地峡这一捷径到达加利福尼亚，但可怕的巴拿马热和在太平洋上找不到船只的风险仍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对于从美国东部出发西行的旅行者来说，步行或者坐牛车是个可行的方案，但绝非上乘之选。自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东部移民就翻山越岭地前往俄勒冈——这个为期半年的旅途会耗尽普通人所有的意志力和体力，而且这一旅程本质上是单向的——当他们向着俄勒冈迈出及时步时，对亲人而言即是永别，因为他们或许再也无法相见。俄勒冈尚且如此，更何况人迹罕至、前途难料的加利福尼亚。

科洛马发现黄金之前，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少数外乡人可以分为若干类，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便是其中一类。1542年，葡籍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卡布里洛登陆“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从那里远眺“上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但他很快就开船离开了。1579年，大英帝国“海狗”1弗朗西斯?德瑞克探险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登陆，并在此埋下财宝。尽管此次登陆的确切地点已无从考

证(有人怀疑是德雷克斯湾)，也没人找到他当年埋下的宝物，但德瑞克的到来宣誓了英国在此的主权。后来，为了给在白令海猎捕毛皮动物的本国猎人寻找货源，俄国的船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圣弗朗西斯海湾北边。

英国人和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的活动，最终惊醒了西班牙人。此时的西班牙已成功地控制了从火地群岛到墨西哥的大多数地区，他们想把对美洲的殖民扩展到加利福尼亚。西班牙皇室在18世纪后期派出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牧师到加利福尼亚1 海狗(Sea Dog)，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的英国探险家兼海盗，也被称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御用海盗”。由于国内财政困难和被天主教视作异端的新教性质，女王为求英国发展，掌握海上霸权，便向海狗们签发“私掠许可证”，允许他们捕获西班牙等国家商船。活跃于1560—1605年的英国海狗，不但服务于国家安全，还为英国带来财富，被视为民族英雄。

这项任务的负责人是马略卡岛的传教士朱尼佩罗?瑟拉。他带领一小队牧师，在南至圣迭戈，北及圣拉斐尔的区域建起连成一线的教会。这些教会两两相距约24小时的步程，大多修建在河流(源自太平洋沿岸山脉)入海口。每个教会都以礼拜堂为中心，礼拜堂大多为泥砖建筑，少数由石头建成。紧挨着礼拜堂的是牧师住所(每个教会约有两名牧师)和其他相关建筑。教会四周被大片土地环绕，面积达2.5万平方公顷，有些甚至更大。教会在这里饲养牛、马、羊等家畜，也种植小麦、蔬菜和水果。方济各会的教会边有4个军事要塞：圣迭戈、圣巴巴拉、蒙特雷和圣弗朗西斯科。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士兵一方面保护教会，另一方面则以武力震慑当地的印地安人。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纷纷加入附近的教会寻求庇护。除教会和军事要塞以外，加利福尼亚还有一些独立的城镇，洛杉矶就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19世纪初，洛杉矶的占地面积和经济实力都超过了绝大多数教会。

在加利福尼亚殖民的鼎盛时期，西班牙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教区。一些教会谷仓满盈，拥有数以千计的牛羊及价值万元的珍贵植物和香料。新入教的印地安土著，特别是那些从信仰和物质

上都依赖教会的多达2万人。若非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造成印地安土著人口骤减，这个数字本应更为庞大。尽管这些可怜的印地安土著深信牧师所说的末世将临，虔诚反省自身罪过，却仍旧难逃劫数。

19世纪20年代初，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统治取得独立，加利福尼亚的教会便迅速衰落。墨西哥新政府采取共和民主制，反对神职人员拥有政治权力。无论是西班牙治下牧师的权力，还是印地安人对教会的言听计从，对新统治者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更确切地说，一个新政权开始宣称对加利福尼亚的统治。事实上，墨西哥的独立让加利福尼亚一度陷入混乱：牧师们宁愿让教会没落，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它被世俗化，他们开始出售家畜，缩减农耕；西班牙裔精英看不起来自墨西哥的欧洲－印地安混血；蒙特雷和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的居民与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洛杉矶人冲突不断；而逐渐增加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让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和扑朔迷离。在1840年理查德?达纳发表回忆录《两年水手生涯》(TwoYears Before the Mast )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局势一无所知。达纳生于波士顿一个显要的律师世家：父亲弗朗西斯?达纳曾参与签署《邦联条例》，并担任马萨诸塞州首法官长达15年。青年时期的达纳志在法律，却不幸染上严重的麻疹1。

疾病损害了他的视力，使他无法尽快重拾学业。医生建议达纳出海度假，比如乘豪华游轮去印度。此时的达纳除视力外其他身体机能都已恢复，他一想到连续数月躺在游轮躺椅上就觉得心烦意乱。相反，这个健壮的年轻人选择在“朝圣者号”双桅横帆船上做一名水手，随船经合恩角前往加利福尼亚。“朝圣者号”于1834年8月离开波士顿，5个月后到达圣巴巴拉。达纳对加利福尼亚的及时印象极其糟糕。“那里的山上没有大树。它们都被12年前的一场大火烧光了，新的还没长出来。”他写道，“一位当地人曾向我描述那场火灾。据说当时的情景很恐怖，整个山谷空气灼热，人们不得不离开小镇，在沙滩上住了几天。”渐渐地，达纳对加利福尼亚的印象有所改观。他开始欣赏这里的天气、水土和风景。最吸引他的是那些频繁出现在海岸线上，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波利尼西亚人、俄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可他不喜欢加利福尼亚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惰且不知节俭的人”，不愿意也毫无能力利用周遭的自然环境谋生。从蒙特雷乘“朝圣者号”到圣巴巴拉的一位旅客就是绝佳的例子。这位唐璜?班迪尼出身贵族，其家族以纯净的西班牙血统及在墨西哥的威望为荣。唐璜的父亲曾担任加利福尼亚总督，他把儿子送到墨西哥上学，让他了解那里的上流社会。可是，不幸和挥霍侵蚀了班迪尼家族的财产，年轻的唐璜只得回到加利福尼亚。他“虽多才多艺，自视甚高，却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尽管如此，他依然过着富家子的生活，只要一有钱就立即挥霍一空。这位班迪尼先生虽胸怀远大抱负，却无任何实际行动，过着时常为面包担忧的日子。连街边光身子的印第安男孩都知道了他的窘况时，他仍整天一副光鲜打扮，而与此同时，他还得躲着向他讨债的小生意人”。

班迪尼先生十分引人注目。“他身材修长，步态优雅，跳华尔兹时更有魅力。他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声音舒缓温和，发音标准，浑身上下的气质都体现出他的良好出身和显耀家世。可我后来得知，他付不起船票，只能靠好心的船员帮他安排座位。”从船长到下层水手，班迪尼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他曾付给服务员4雷亚尔小费——“我敢说这是他口袋里的钱”，这场景令人感动。“我不禁为他惋惜，特别是当我看到他和另一位当地旅客在一起时。那人肥硕粗野，还很庸俗，是一名洋基商人的合伙人。那个美国商人在圣迭戈赚了一大笔钱，吃掉了班迪尼家族的重要产业，从他们奢靡的生活中捞取油水，在他们一贫如洗时仍继续压榨他们。他在班迪尼家族的土地上出租房屋，低价买回他们的牛再高价售出。他还强买走了他们的珠宝，这可是他们的希望。”

按达纳的理解，班迪尼式毫无节制的骄傲任性也是大多数加利福尼亚人的特质。他们的“男人不知节俭，傲慢奢侈，嗜赌成性；女人们几乎没受过教育，整日花枝招展，道德败坏”。加利福尼亚人为拼回一点自尊宁愿赌上一切，喜欢暴力打斗。同时，他们无视自然的恩赐，不思进取。加利福尼亚的地理条件和当地人性格的反差，带给达纳某种道德层面的冲击。“这些人坐拥七八百公里的海岸线和多个优良海港；加利福尼亚北部森林郁郁葱葱，水中群鱼满池，原野上牛羊成群；气候宜人，世所罕见，不受任何流行病或地方病困扰；土壤肥沃，仅玉米产量就是其他地方的七八十倍。如果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能够拥有这些自然优势，他们将创造出多么伟大的国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