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部分

背景回溯

及时章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长久以来，香港的财富与其较大的、声誉卓著的金融机构紧密相连。想要领略世界上最独特的城市之一的魅力，人们就一定要了解在世界金融领域特立独行的汇丰银行(HSBC)，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20世纪80年代初或许是那个世纪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经历着重大变革的和平时代，而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香港还是汇丰银行，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

香港本地的一位记者格雷姆·詹金斯曾经不吝赞美之词，如此这般描绘了当时的香港："在这里，高楼鳞次栉比，人行天桥连接着广厦，鱼贯而行的火车、货车、巴士和小汽车则穿行于崇山峻岭和壮美海底的隧道里，发出急促而震天的吼声，把高楼大厦里的办公室与多楼层的工业厂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街面上熙熙攘攘，即使是那些本该矜持内敛的华人淑女，也总是步履匆忙——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生计而一生奔忙。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不仅显露出迷人的东方风情，更闪耀出贸易和商业之都繁华热闹的夜色。"

1980年，香港人口突破了500万，其中约98%为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香港一直是大批难民的主要庇护地——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有了"归属"，具有独特的港人身份，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还喷发出烈火般燃烧的热情，向往着比自己居住在大陆的父辈们更美好的生活。据詹金斯观察，"香港人特有的奋斗动力来自于他们不屈的信念，即相信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因此，自食其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秉性。父母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放任他们自己发展，而从青涩的少年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开始独立外出闯荡。"这种自食其力的秉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多年以后，《亚洲金融》杂志曾经回顾："1974~1975年这块殖民地遭遇的经济衰退十分严重，据估计在那个时候失业率高达20%。家庭收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城里失业的人们没有任何失业救济，失业回到农村的工人更没有任何`社会低保障`。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却依然不屈不挠，相信总可以找到出路。即使是沿街叫卖勉强谋生，人们也没有失去这种信念。这就是当时的状况。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游行，没有请愿保护(要对抗什么人呢？)，人们只是咬紧牙关，凭借着那股韧劲儿、精明的头脑和愿意尝试一切的勇气坚持。

20世纪80年代香港街景

随着经济的繁荣，除了一小部分人还在苦苦挣扎之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出现了日益强大的华人中产阶层。一批极其富有的创业家地位日盛，其中最受人敬佩和被效仿的两个榜样就是包玉刚和李嘉诚先生。包玉刚在1949年上海即将由共产党接管前夕来到香港，随后——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汇丰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融资帮助之下，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上较大的商用运输船队。李嘉诚出生于中国南部地区，他人生的及时桶金来自于塑料玩具和塑料花的生意，而他现在已经成为香港具实力的地产商人之一，所持有的土地数量仅次于香港政府和香港置地公司，位居全港第三。这两位杰出商人共同展现了《经济学人》杂志所描绘的"新一代本土华人亿万富翁"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庞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即`洋行`，独霸着香港的商业领域，而他们所打造的企业帝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营业金额，都足以与这些洋行比肩。"

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香港政府施政时所展现出来的极高素养，政府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可预测性，细致严谨和诚实正直的风格，以及包揽一切的家长式作风。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担任香港总督：他不仅有效地打击了贪污腐败现象——尤其在警队系统，而且致力于谨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建屋计划)。由于其长期不懈的努力，从而彻底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在本地人民心目中冷漠而缺乏爱民之心的形象。诚然，在他的政策改革议程上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民主主张或代议政府的内容。这项改革运动直到麦理浩在1982年结束其港督任期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南华早报》在1980年2月期间所发表的评论超出了其一贯理性的平和风格，对于麦理浩治下实行的执政模式不吝溢美之词，称赞道："尽管他的治理存在着许多瑕疵，但是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实现了在当今的香港体制框架内大多数民众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获得改善的繁荣景象。"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没有香港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低税收、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民众普遍的收入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在西方世界，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政策，甚至采取了国有制的经济政策。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麦理浩总督与财政司的夏鼎基联袂组成了的政治搭档。1981年，夏鼎基曾经回忆："流入和流出香港的资金总量是其他区内全年生产总值的好几倍。"他补充道，"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任何把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私人领域和抑制市场力量的计划或图谋，其后果都难以预料，更不用说可以对其进行掌控。因而，这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甚至还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没有关税(除酒、烟草和石油之外)，没有软贷款，没有补贴——这就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世界，尤其在聆听夏鼎基发表冗长的年度预算讲话时人们更加体会到，这应该归功于这位带有某种格莱斯顿色彩的人物。

在夏鼎基执掌香港财政期间，香港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外贸交易量增长了两倍。从70年代初开始，香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较大的成衣、玩具和玩偶的出口地区。到1980年，总计有2/3的工业劳动力聚集在纺织、电子、塑料制品、玩具、钟表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香港出口总额的7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制造业的前景如何，香港至少已经占得了先机。1978年，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这样评论道："这座城市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与之相比，亚洲地区的其他内陆城市都黯然失色。"两年之后，香港不仅超越了大阪，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而且急切地迎来了港铁的开通，这些都标志着这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亚洲金融中心

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就已经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向服务型经济进行转变——其中当然包括金融服务领域。对于像夏鼎基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类似沈弼(MichaelSandberg)(自1977年9月起担任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来说，转型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香港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目标，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切实可行。1979年，汇丰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获多利公司的职员曾经这样告诉《欧洲货币》杂志："无论是香港的资本市场，还是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规模都很小，并且香港的货币市场体系不，仍有待发展。"然而，一直以来作为汇丰银行友善的竞争对手，渣打银行的主管经理比尔·布朗却十分关注这个潜在的发展趋势，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雄心勃勃地宣称，"香港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且毋庸置疑，在外国银行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方面，香港外资银行的本地占有率已经仅次于伦敦。"在那个时候，由于日本财务省只关注于其国内事务，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可与香港展开竞争的只剩下了新加坡。尽管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国有控制方面更为严苛，但是其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和完备。然而，在国际借贷领域，尤其在财团贷款融资方面，香港则大踏步地经验丰富。到1981年的时候，香港的市场规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贷款总数为115笔，总贷款金额高达55亿美元)，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大大落后，仅排世界第18位。

1989年，记者凯文·拉弗蒂在回忆起香港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迅速地登上了世界金融之巅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70年代，全球金融市场还处在婴儿期。当时，纽约是世界上较大的金融中心，而伦敦则是日益强大的欧洲市场的核心，而这两个中心的那些活跃的银行需要在亚洲寻找一个第三中心，从而能够昼夜不间断地开展全球金融业务。香港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所：无论从哪个层级进驻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都十分简单易行；外汇管制环境极其宽松，鲜有其他国家各种令人头痛不已的限制、规则、监管以及繁杂的文件规定，这些优点使得香港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吸引力。

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时代，其背景是股票市场狂飙突进，房地产泡沫荒诞不经并且被越吹越大。然而在泡沫和激情之下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表明这种随心所欲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1980年6月，在分配香港和九龙仓的股权上爆发了激烈的、公开的争夺战之后——这一事件令这片殖民地上的自愿收购法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南华早报》严肃地发出警告："整个九龙仓事件极大地损害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远东交易所(香港4家还未统一的股票交易所中较大的一家)董事会主席却宣称，"伦敦和纽约也曾出现过丑闻，与它们相比，香港的记录还不算太糟。"《经济学人》难掩其失望之情，表示"海外的投资者正谨慎地试水香港的投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香港希望成为地区的金融中心，其关键在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状况。1981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银行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汇丰银行的沈弼曾经宣称："毋庸置疑，这一地区现在为跨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潜力，因此，现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正从西方的欧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正是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东盟各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新加坡)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均达到了7%左右，这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繁荣水平。"然后，沈弼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为何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原先主要是以地区内业务为主的香港银行业，已经"转变为一个金融服务的集散地"。除了其他金融服务之外，无论是在提供银行信贷还是在财团贷款统筹方面，香港的银行"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西方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前途将向何处，这个问题正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沈弼总结道："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疑会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合作方都是互惠共赢、有共同利益的，在合作中间可以找到这一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所需的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产品和服务。"

在整个地区的拼图中，中国无疑是一块。从1978年起，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的激进改革，又将会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问题，在80年代初没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不只是由于在中国内部可能存在着强烈反对邓小平现代化运动的力量。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关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上的各种猜测，即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这是19世纪新界租约安排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79年的春天，麦理浩港督访问北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启动谈判进程——如果被带回香港的模糊信息可以算得上一项成果的话。这次访问使他从邓小平那里获得了一丝宽慰，这个模糊信息也就是常常被人引述的那5个字："请你们放心。"而且，正如有些人观察到的那样，自6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形势的根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80年8月，大卫·休森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内地务实的共产党人与香港华人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已经日益缩小。"在提到香港与大陆之间日益加强的人员纽带和经济关系上，他引述了备受尊敬的中华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罗兰士·嘉道理的讲话，称"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由英国人管理的中国自由贸易区"。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现实因素，正如沈弼早在1978年就已经颇有把握地预测到的那样，出现了"将会做出某种安排"的局面，而现在看来似乎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