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较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 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农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斟酌的话，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种地就种地好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种地？散开不是一样可以种地吗？进一步追问的话，其实人类在农耕社会以前，就已经开始聚居了，采集、捕鱼、狩猎都不是单独的活动。再追问，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乍看起来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了采集的东西会变少，似乎是个反例。可是，当人们问到采集“什么”的时候，合作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一个疯狂的原始人，怎么知道哪一种野果和种子是可以吃的？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可以想象的是，面对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了。人类文明能够演化到今天，或者亦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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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城市化

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倘若城乡人口能够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及时次出现。临安比1 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较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 。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 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 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 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 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战国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汉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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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据当地人讲，他们并不怎么避讳死亡。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两侧，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而且特别明显。早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死者为大”，看来亦是古已有之。

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活着，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有怎样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最早的聚集就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慰藉。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有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藏着寄托。墓地里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 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后，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在很多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为那里聚集着行政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资源。这里，行政资源是“磁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否则就会衰落，沦为“铁锈”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有5亿左右的城市户籍人口。在未来5—1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有另外5亿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打拼。未来，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如此想来，城市是容器，更是磁体。

201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