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那届研究生平均年龄比较大，许多人已是拖家带口的了，而我呢，入学时连女朋友都没有。当时提倡晚婚晚育，社会上二十三四岁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像我这样没有和女孩子打过交道的，并不奇怪。其实，我在少年宫时曾喜欢上了我师范的一个女同学，她后来分到温泉中学当老师，她家在温泉住。我每次去山区画画都去她家，帮她们拉石头，修院墙什么的，反正尽量讨她喜欢。

那天给她写一封求爱信，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几天都没有回音，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熬日子等消息。果真她来信了，信一开始就说先给我浇一瓢冷水……她说她早有男朋友了……我气疯了："真是的，你早说呀，我白搬了那么多天的大石头，多累呀！"这大概是我及时次为爱情而痛苦，而且真的很痛苦。

我年纪轻轻便读了研究生，有大好的前程，在人们眼中应该算是钻石王老五了，所以，入学后，不断有人提亲。那时我不会谈恋爱，更不懂男女之事。现在说这话，年轻人会觉得矫情，太假了。其实，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二十岁前，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上，都没有见过接吻的镜头，这方面的知识是空白。我曾问同宿舍的吴应骑："男人和女人怎么会生孩子呢？"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睡到一起就生孩子了。我想，我爸和我妈睡在一个床上，怪不得我们家七个孩子呢。可是要老生，得生多少呀！

及时次谈上恋爱，是个上海姑娘，美术史系的，人长得很漂亮。我问吴应骑怎么进行。他说："你给她削个苹果，如果她吃，就表示愿意；如果不吃，那可麻烦啦。"于是我准备了两个大苹果。那个女孩到我们画室来，我的那些大同学见状都出去了。我坐下给女孩儿削苹果，她拿过来就咬了一大口。看她吃了，我拔腿就跑，跑回宿舍问吴应骑："她吃了！下面该怎么办？"吴应骑说："你跑什么，赶快回去，跟她聊，邀她下次出去。"他面授机宜，一步步都为我设计好了。

第二次见面，我便约那个女孩儿出去了。回来后，他们轮流追问："今天怎么样？"我告诉他们去了哪里，如何，如何。"旁边有人吗？"我说没有，在草丛里，就我俩。"你们谁先主动的？"我说她先主动，她先吻了我……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女的可能是流氓，你要小心一点儿！"

后来我和这个女孩儿没成。她是独生女，她的爸妈希望我到上海工作，可我不打算离开北京，我家也不会同意，只得算了。

我的妻子是我读研究生期间，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我那会儿不会跳舞，瞎起哄。舞池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穿蓝色印花裙，梳着大扣边的短发，秀气的脸庞，苗条的身材，长得有点儿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我们几个人的目光盯在她身上，议论说谁要能娶上这个姑娘太好啦。他们推推搡搡地让我往前冲。我便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有人说她是国画系书记刘庆贵的女儿。我一听，连声说，完了，没戏了！那个书记总盯着我，老训斥我，我都躲着他走。怎么是她的闺女，唉！但我又不死心，走到她跟前，故意乱蹦，"嘣"，撞她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听是刘庆贵书记的闺女，忙不迭地说："我愿意！"但是我担心她爸爸是否同意。那时王征华做媒，姚有多、刘勃舒保媒，他仨都是美院的教授，三个人一起促成这件事。当说到我的人品的时候，出乎意外，我未来的老丈人十分赞许。他说这孩子就是有点儿自由散漫，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还特有才气。及时次去她家见面的时候，是她姐姐先见的我，与我聊，大概是为妹妹把把关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她才把妹妹叫出来。相见之后，我和这位在舞场上被我撞了一下的刘玉梅很谈得来，可以说两情相悦。很快，我俩的关系就确定了下来。可以说，年轻时我的恋爱生活是很单纯的，没有什么周折和浪漫。

六

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档子事，几乎把我给毁了。那时我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影响，常被各地的美术团体邀请去讲课。有次到了河南洛阳，在各个美术单位讲课后，临走时他们纷纷送礼物。有的送铜镜，有的送陶俑，有的送唐三彩。那年头，这些文物也不值钱，结果用装电视机的大纸箱，满满装了一箱子。回来后，我把纸箱子在宿舍打开，几十件东西摆满了两床、一地、一桌子。同学、老师都来看，琳琅满目，尤其是搞美术史的同学，很喜欢，说是国宝。我让大家挑自己喜欢的拿。我把周思聪、丁井文也请来了。周老师选了一个黄釉的陶佣和汉代的牛。，我把剩下的东西收起来，放到了丁老师家里。

这件事被人举报了，公安局认为私人倒运文物是违法的，到学校来查问。他们问得很细，但我很难说明每一件东西的来历，更记不得那是谁给的。于是把我带回了公安局。 这是我及时次进牢房，一进门就要先将衣服脱光，我不脱。那位看守也是喜爱美术的，他说

："你就是那个史国良吧，不要说你，就是李可染来到这儿，他也得脱！为什么呢？怕你带刀片自杀。"写到这儿，电视中正播陈水扁入监的情景，他也要脱衣接受检查，看来各处的规矩差不多。

我的号子里关了三个人，先我进去的两人大概是小偷，或者是流氓。他们告诉我，这里关的都是重犯，进来就出不去了，他们已关了好几年了。我真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与他们为伍，沦落到这般田地，急得我用头撞墙。

囚徒的伙食是窝头和老茄子。门上有一个不大的口，吃饭的时候，这个口就打开，窝头"啪"地就扔进来；你刚递上手中的碗，"啪"地一勺老茄子扣进了碗里。我在里面闹："我不吃！"旁边马上过来人说："你不吃，给我们吃吧！"不等我回答，他俩就分了。上厕所呢，小便就在屋内解决；大便则要早上列队，每天一次，你还没解完，后面就催促你"快走"。屋里是水泥地，不发被褥。同室的两位自己备有草垫子和被子之类的。他们在这里已然过顺了，每天唠叨："咱哥们儿就想吃猪肉、炖小鸡，出去先吃炖小鸡。吃猪耳朵的时候，我咯吱咯吱地嚼！"他们在那里精神会餐，老是谈吃东西；我则不住地唉声叹气，不住地流泪。他们对我说："哥儿们，你给我们说说外面的新鲜事，别总哭，把我们的心都哭乱了。"我哪有心情聊天，心想："完了，马上就要分配，出了这么档子事，算是把我给毁了，没前途了。"痛苦万分。我的那位想吃猪肉、炖小鸡的狱友看出我在牢里待不长，请我出去后给他家带个信，告诉他妈说他在里边挺好的，我记得他们家的地址是头发胡同，我答应了。谁知人家安了监控录音，我们的谈话都被监听到了。于是我被带到了办公室，遭到了训斥："你自己的事还没完，又要揽别人的事，还挺讲义气的啊！我可告诉你，要是乱传话，还得进来！"听这话，我明白大概是要结案了。不久，我就被放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进公安局之后，我的女朋友刘玉梅和一些同学到公安局要人；学校领导也批评保卫处，说没有经学校领导同意，就让公安局把学生带走了，保卫处要负责。

原来，公安局找到了文物局，要求对我的那些东西进行鉴定。文物局里很多人认识我，他们一听，就说："史国良那个傻小子能倒什么文物呀！这些破东西都是没人要的，没什么价值。"于是一大堆东西又都退回来了，连同纸箱子一起退给了丁井文老师。

案子结了之后，学校告诉我，此事没有记入档案，也不会影响到分配。但我自己觉得这是个污点，不免情绪低落。

我对分配，原来心气特高，非要留校和进北京画院。画院先前说一定要我，现在又说竞争很激烈，让我等一等。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来挑人，他们一下子就看上了我和同班的刘大为。那时，我被抓的事传得很邪乎，外面说什么的都有，而军艺的政治审查又很严格，所以，我特别提醒他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们说已调查过了，不算什么问题。这样，我便顺利地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了一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