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孙中山与"粤海关事件"

民国鼎革，共和肇建；洋关制度，尾大不掉。为了对抗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自1918年至1924年，先后发动了争拨关余的斗争并将其推向高潮，爆发了 "粤海关事件"。

在呼啸而至的时代大变局中，轰轰烈烈的收回粤海关运动，却戛然而止。长久以来，或归咎于孙中山力有不逮，面对海关堡垒无功而返；或定性为国民党幻想和平，慑于列强联手知难而退。打开海关密档，拂去历史尘埃，便是"粤海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关山重重

1912年的及时场雪虽已消融，但南京煦园的寒气，逼人依旧。

2月20日上午，一封来自重庆军政府的电报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本已冰冷的心情跌至谷底。

南京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鉴：

税关抵押赔款虽系戴在约章，其汇解款向归我有，兹据重庆税司称：奉总税司札开，所有各省海关税饷不如交上海汇丰银行，存储在总税司名下作为赔款之用。以总税司为担保赔款之人……各省海关所收全数税项应由各税司汇交总税司……事关全国各省办法，应取一律。稍不审慎即有财权操诸外人之虑。请速详复以便交涉。

渝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叩。删。印。

财权操诸外人之手！

在这料峭的春寒里，左支右绌的财务难关本就令孙中山难以应付，但雪中送来的却不是炭，这样的坏消息，分明就是寒霜。

不名一文

孙中山似乎总是缺钱。

"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总结非常贴切。但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吸金高手。

辛亥前，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的孙中山长年在海外奔走，"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但孙中山并不沮丧，为了筹集起义所需的资金，他在欧美各国和东南亚的华侨当中宣讲革命精神，与保皇党势力进行激烈争论。由于海外侨胞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加上保皇党的蛊惑，很多人不相信他的革命宣传，把他看成是讲大话的骗子。

在南洋的一家华侨餐厅里，一位侨胞问孙中山："推翻满清，你有多少兵力啊？"

孙中山微笑作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

"那你的军队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吃饭？"

孙中山正色道："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满清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

众人捧腹，于是戏谑地称他为讲空话的"孙大炮"。

"大炮" 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却不实在。但正是孙大炮持之以恒的四处奔走游说，最终赢得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武昌首义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力图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

当孙中山从"地湾夏"号邮轮走下舷梯，蜂拥而上的记者纷纷询问，因为之前《申报》几次登载孙先生购买兵舰带回的消息。

孙中山坦然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这番表白自然让广大民众深受鼓舞，但非凡的革命气魄背后其实是无奈。就在从法国马赛启程返国的前24小时，他受到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的宴请。宾主言谈甚欢，但当孙中山提出借款要求时，西蒙却以四国银行团已达成协议严守中立等理由婉拒。尽管孙中山的外交借款努力全部落空，但在席间他发表谈话，称海关税收关乎中国财政，革命党人因列强控制海关而深受其害，并发出了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的豪言。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匆匆建立后，为了换取列强的同情和承认，在《宣告友邦书》里主动接受清朝"遗产"，承认条约和债赔。但如此示好，孙中山也没有盼来外国银行的贷款复电。而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多达二十万人，连军饷都发不出，"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

何至于落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

原来，大清王朝在武昌烽火中土崩瓦解。短短的一个月内，南方十三个省和较大的城市上海纷纷宣布独立，清廷所派的海关监督或逃、或降。由于列强截夺了中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关税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但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告急，军饷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不料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区区10枚银元。

如今，三个月前"重掌海关"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但眼前这封电报却清清楚楚地表明，列强对中国海关税款实施的"乾坤大挪移"，已从各口岸蔓延到内地，即将大功告成。

对于海关，孙中山并不陌生，既有流亡海外时遭受的难言屈辱，也有首义未遂痛失手足的锥心创痛……

起义未遂

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忆了这段沉痛往事。

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及时人也。

这里的"海关"，指的是粤海关。所描述的事件，是广州起义。被孙中山赞为"吾党健将"的陆皓东，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事发生，孙中山"以时势可乘，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于乙未孟春抵香港，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诸人，策划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 然而，这耗时半年、精心策划的及时次反清武装起义却一枪未发即遭镇压，功亏一篑！

乙未广州之役计划不可谓不详：香港会党乘夜轮到广州，埋伏在水上及附城的会党分路响应，约定以青天白日为旗、用红带缠臂作标志，于次日10月26日(重阳节)起事。

重阳节向有登高习俗，起义选在这天，是否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意，已无从可考，但显然"双九"( 农历9月9日)也没有带来好彩头。这24小时，各路人马都到达了广州，然而作为主力的香港队伍迟迟未到，等了几个小时，始得杨衢云发来的密电，说香港主力部队及军械不能按期到达，要推迟两天才到，原来的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

孙中山考虑到误期可能导致消息泄露，于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等先后离开广州。但此时起义消息已经泄露，清朝广州海关(粤海关)搜获了起义军偷运的左轮手枪600余支！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急调1000多名清兵回城防范，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流产。

陆皓东本有机会逃生。他在撤离后，发现革命党人名单留在机关，便不顾个人安危和党人劝阻，毅然返回销毁，不幸被捕。在清廷大狱中，陆皓东受到严刑审问，"彼叱令使跪，其坚不屈膝。彼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而终未能使之屈服。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被绑赴刑场，年轻的大好头颅就此落地。如果不是起义枪械被海关查获，又怎会手无寸铁，以致束手就擒？

作为孙中山的发小与忠实助手，陆、孙两人感情深厚，"饮食起居必与共焉。"陆皓东的英年早逝让孙中山有断手失足之感，痛彻肺腑，直到他的晚年，还念兹在兹，称誉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及时人"。

陆皓东们的事泄并非运气不好。辛亥革命前，清廷通过海关抵制革命，各地海关税务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充当清政府的守门员。早已布下道道关卡，严阵以待，企图把"谋反"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清邮政官局"，这个国字号的邮政机构居然由海关办理。总税务司兼任总邮政司，各关税务司兼任邮政司。他们滥用职权扣留信件、起获情报，协助清政府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进口的军火。非但粤海关，其余九龙关、潮海关、琼海关、江门关、三水关，都接到清廷"切实查禁香港武器销售，以杜绝革命党人活动而遏其起事"的札文。黄花岗起义前夕，总税务司饬令各海关"认真稽查，无使私运军火入境。" 起义被镇压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F.W.Maze)不仅将详细情报呈送总税务司以制定对策，还协助搜查出入境的革命党人。"以遏乱萌"，不舍昼夜。

F?W?Maze，这个用英文镌刻的名字，在今天的上海海关大楼401房间的窗玻璃上，仍然清晰可辨。那是1927年，调任江海关税务司的梅乐和搬进刚建成的江海关大楼401室，洋洋得意地扬起右手，用钻戒在窗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带有孩童心理的不经意间的举动，成为了洋人把持中国海关近百年历史的最为形象的见证。

伦敦蒙难

镇压起义后，清政府把孙中山看作心腹大患，以1000两花银的重赏通缉。不到30岁的"匪首孙文"不得不放眼世界，开始流亡海外。按孙中山自述，自1895年以后"便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活动，约计每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

流亡生活尤其是刚刚出逃的日子充满惊险，绝没有自述文字那般轻描淡写。孙中山先是易装，"换上苦力的衣服，专走人多的地方，经顺德乘小船至香山的唐家湾。通知家人尽速逃离之后，转赴澳门、香港"。 接着辗转流亡日本和美国等地。

再是易容，他剪辫留须，化妆得自信满满，殊不知清廷密探一路跟踪，他人还没有到英国，但行程、船号甚至登陆地点，早就通过海底电缆，被清廷驻英公使馆了如指掌，于是他接下来的伦敦蒙难也就顺理成章。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去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被清公使馆的鹰犬诱骗劫持，立刻关进了公使馆三楼的一间密室。

诱捕孙中山后，公使馆根据清政府的密电，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条两千吨的轮船，还造了一个大木箱，阴谋几天后以"遣送疯子"为名，把孙中山装在木箱内秘密押解回国处死。

其时清政府在英国本土并无引渡条约，加以孙中山身份特殊，英国外交部拒绝代行拘捕，此行动经过孙之业师康德黎博士向媒体及外交部披露后，旋即舆论哗然，掀起轩然大波，群众聚集千余人包围清使馆，在舆论压力下，清使馆不得不在10月23日释放孙中山。

孙中山终于从囚禁地走出，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一向阴霾的伦敦街头阳光灿烂，许多英国人微笑着向他挥帽致意。英国社会各界全力帮助他转危为安的传奇经历，促使孙中山确信立宪政治之优越。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深有感触地说："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着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地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显然，30岁的孙中山还太年轻，对这个老牌帝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英国人营救孙中山，多半是出于法律和道义的缘故，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会冒与清政府对抗的风险去支持他的反清事业，因为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一个19岁就来华的英国人是怎样评价孙的伦敦奇遇。

他在广州密谋与发动叛乱，并利用英国的领土(指香港)加害于一个友好的邻国，所以他不值得同情。他如果在中国被捕，很可能已被绞死、剖腹挖心和肢解。

真不愧是一个中国通，十年后刽子手不正是用铁锤将睾丸砸碎，再活活剖开胸腔，从而将反清志士徐锡麟处死的吗？

这个60多岁，对大清律有着如此深刻理解的英国老头，就是梅乐和的舅舅，大清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尽管从未谋面，但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和他开创的海关帝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如影随形，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关卡！

就像眼前这封电报，又在不动声色地挑战着孙中山的神经。

可就在8天前，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虚位以待"袁世凯。

即将让位而去的孙中山，面对列强"以挖家底的暴力方式把关税剥夺净尽"，除了默默吞下苦果，也只有等待时机，新帐旧仇一并勾销了。

关余事件

1917年7月1日晨，北京。警察挨家挨户地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重操旧业，一时供不应求。"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几天后，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紫禁城投下三枚炸弹，宫中就像炸了锅，从太妃到太监，乱成一团。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

"辫帅"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

历时12天的张勋兵变、溥仪复辟的闹剧结束了。

争拨关余

安格联勾结公使团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致使南京临时政府陷于军费无着的境地。且不论袁世凯的手腕，单是财政匮乏就足以使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打算从此投身于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的社会活动，同时对袁世凯也心存幻想。他哪里想到，袁世凯作为一个从前清走过来的旧官僚，坚持使用集权式的传统政治手法，来治理中华民国，早把共和理念远远抛在了脑后。

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双方惟有兵戎相见。袁世凯的北洋军编制整齐兵强马壮，孙中山领导发起的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失败了。袁获胜后，把北洋集团军官派往南方各省担任都督，全国各省的军政大权，相继落入袁世凯的手中，他朝思暮想的，凌驾于全国的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为他的进一步专制打下基础。而此时的孙中山，却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时机终于到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就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原及时副总统黎元洪依法上位，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由于《临时约法》的缺陷，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旋即自任总司令，组织"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他重执北京政府牛耳后，为把持朝政，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出让政权后的底线。面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海军总长程璧光也率及时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亦纷纷南下追随。

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洋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南北战事重开。

南京政府时期 "金库仅存十洋"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但广州政府仰西南军阀鼻息，其情形甚至比五年前的南京政府更糟，"政令不出士敏土厂"。 这厢帅府办公，那边生产水泥，就连3个平方大的卫生间墙壁上，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孙大元帅东山再起的意志。

这个世界从来也不太平，如火如荼的及时次世界大战终于将中国也卷了进去。津海关加班加点，20万华工从大沽乘船驶向生死未卜的欧洲战场。西线有战事，无数华工异乡埋骨，换来法国福熙元帅的一句表扬—— "(华工们)在现代武器的炮火下仍能保持良好队形。"

尽管协约国出尔反尔，让北京政府借参战换取修订海关税则的希望化为泡影，但那些永远无法返回家园的华工冤魂，换来了德、奥两国的赔款取消。再加上银价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致使"税收愈旺，余额愈多"，关余数目大大增加！

由于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因为在安格联的心目中，北京政府方为正统。

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

不知他是否想起了5年前那份雪上加霜的电报。孙中山认定，护法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海关收入——关余。

何谓"关余"？

原来，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较大理由，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到了1917年，因为"商业渐复旧观"，关税征收激增，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尚有剩余，这就是所谓的"关余"。

按理说关余不在偿付债赔之列，如何使用应悉听中国政府尊便，列强无置喙余地。但公使团"颇认为中国关税之安全、关政之完整，与各国有深切之影响，故声言中国政府应经过征求公使团同意之正式手续，方可动用关余。"

惜乎公使团的衮衮诸公长于清谈不擅业务，"一切都得征询总税务司的意见"，安格联既保管全国海关税款，又经理外债包揽内债，如今趁势控制关余，俨然已成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一言九鼎，真可谓"金口玉言"了。千家驹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中，对于安格联垄断北洋政府财政权力，作了这样生动的叙述，"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要经常奔走于总税务司之门，他的一言一笑都可以决定中国财政总长的命运，也可以影响公债的价格。"

1918年9月，徐世昌就任总统，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休战。在此和风轻拂的背景下，广州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关余"这个大蛋糕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

尽人皆知，北京政府曾提关余甚钜。今使护法各省，亦得提用关税余款，照北方之数相等或至少依照比例之数，以作地方行政之用，方觉合于公理。

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如分拨之议不成，则该政府不问公使团是否同意，将执总税务司以负此项失败责任。" 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及倘若事败必究其责的严正态度。

安格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及时次收到的严厉命令。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尽管安格联狡辩"鄙人不过为税收之会计员耳，"但他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疏通。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经双方博弈，得出一个的结果，即按照1918年军政府管辖下各口岸关税和全国海关税收总数比例核算，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截止1920年3月为止，广州军政府先后六次收到"共规平银三百九万五千六百一两。"

但劲吹的和风显然没有光顾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1920年3月，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步孙后尘。见此情形，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现值彼方局势又有变动，应请贵总税务司于该(关)款提出后暂交广东税司先行保存。" 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不能代表西南诸省，为此停止拨付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

得而复失

1920年10月，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救粤军"所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广州军政府。为完成北伐大业，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关余，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以解燃眉。但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公使团的断然拒绝，非但不同意"将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还"南水北调"，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关余全部划给北京政府。

很显然，安格联和北洋政客们沆瀣一气，抱成了一团。这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慨，也激怒了广东的民众。

南方天空阴云密布。再不采取行动，无疑坐以待毙。

1921年1月1日，广东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继续讨伐桂系，逼迫北洋政府和外交使团交回应拨关余。经过军政府时，孙中山亲自接见游行队伍，表示"余可答应，但诸君亦须合力相助乃可"。不久，军政府再次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外交使团提出交涉，外交使团以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权利只及广东，属非法政府为借口，拒不拨付关余，并将保管的250万两关平银拨归北洋政府使用。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于 1月21日指示伍廷芳向各国驻粤领事团提出严正抗议并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也同时强调"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害债权人之利益。"

盛怒之下的孙中山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措辞强硬态度鲜明，又给了列强转圜余地。

但这一纸命令，显然还是触到了列强的痛处。

一直以来，公使团不遗余力地强调海关行政的"完整性"，而该命令却无视海关自诩的所谓"国际性"、"中立性"，并触及到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因此列强万万不能接受。及时个跳将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安格联。

他致电粤海关税务司魏阿兰(C. Wilfred Allan)，指示他"可以承认当地政府并执行其命令，但广州政府不能有任何影响关税的行动，否则，英国政府将立即做出反应。"同时警告伍廷芳要三思而后行。

28日，军政府外交部照会广州沙面各国领事，决定：

军政府委任魏阿兰为海关副总税务司，管理南方省份内各海关的行政和税收，听取军政府的训令和指示；

辖区内海关征收的全部关税，汇给副总税务司，分别存入外国银行和华资银行，存入外行的金额约为偿付外债所需数目，存入华行金额约为"关余"部分。

"副总税务司"，这顶金光灿灿的头衔几乎已逼近海关这个帝国大厦的金字塔顶部，但魏阿兰没有勇气接过军政府抛来的橄榄枝。在安格联的授意下，他忙不迭赶紧下令将粤海关的税收及海关印章分别存放沙面汇丰银行和英国领事馆，又火速请求英国炮舰支援。只是不知道一旦军政府接管粤海关，他有没有勇气呼唤"向我开炮！"

港英当局闻讯派兵200名赶往广州西堤保护海关，公使团也慌忙命令各国驻华军舰驶入黄埔示威恐吓。

2月10日，伍廷芳打电报给公使团再次逼宫，明确表示"若不交款，必派人接管粤海关。"

总税务司安格联意识到军政府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担心军政府真的采取行动，将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影响海关完整，便用机要通令向粤海关税务司传授机宜：

在这个问题商讨期间，我和伍廷芳博士的频繁通讯中，确实感到从一种不堪设想的地位提供一个退却的立足点，这是得策的。处在这种困境中的我本身和海关官员，向来总是承认事实上的政府的权力，而当它的命令不和中国的国际协定冲突时，总是遵循的。

从"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到"事实上的政府"，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经频繁与伍廷芳接触，讨价还价，安格联说服公使团同意拨付关余给军政府，必须用于"广东市政、币制、蚕业之改良"及西江"河道之疏浚"。但美国政府却立场异常顽固，美国公使声言，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南方与北方之间的问题。主张公使团不和军政府直接接触，要"军政府提请北洋政府同意"，遭到孙中山的断然拒绝。

最终，公使团为推卸责任，撕毁前议，悍然决定将西南关余交付北洋政府。

年关将至，此起彼伏的炮竹在羊城街头炸响，这提醒孙中山，如果收不回"关余"这个大红包，军政府前途堪忧。在2月25日的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春节宴会上，孙中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