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万大军在阿富汗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搞不清他们在这地方的目的。苏联军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天亮了乘坐米-24武装直升机出发，到一个地方扫射一通，护送一支运输车队给友军运送给养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看到一发“毒刺”导弹从山里飞起来，朝着某架倒霉的苏军直升机飞过去，用1980年勃列日涅夫的口吻调侃一句：“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一些苏军士兵开始叛逃了。不时有苏军士兵冒着种种危险逃离部队，参加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行列里来。1983年11月，两名驻喀布尔的苏军士兵叛逃到西方，开苏军士兵在阿富汗向西方潜逃之先河；法国拒绝给这两位叛逃者签证，他们获准去美国政治避难。到80年代中期，从阿富汗叛逃到西方的苏军士兵越来越多。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10月，一名在喀布尔广播电台担负警卫任务的19岁苏联士兵突然冲过大街，冲进街对面的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始终只对西方记者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最危险的情况在向苏联境内蔓延—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逐渐推行宽容政策，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向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示威游行，甚至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按照街头传单的说法：“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这些加盟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服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是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曾有名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我给她弄一部《古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古兰经》的。”清真寺里的阿富汗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古兰经》。由此可见，驻阿富汗苏军的军心已经处在被瓦解的边缘。

美国也加紧了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武器援助。1986年下半年，英国的“吹管”式和“轻标枪”式防空导弹也相继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转送到了阿富汗国内。也就在这一年，本 拉登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建造了霍斯特隧道综合工程。这项工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主要的武器存储库加以资助；那是阿富汗游击队的训练设施和医药中心，位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深山中。正是在这里，本 拉登及时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圣战者训练营地。在美国当时的一些报纸上，本 拉登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

“为了对抗那些俄罗斯的异教徒，沙特阿拉伯选择我作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代表。”多年后，本 拉登回忆说，“我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在那里，我募集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所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人，我建立了我的及时个营地，那些志愿者们接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官的训练。美国人提供武器，沙特阿拉伯则提供金钱。”

戈尔巴乔夫深知苏联再也不能从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取胜。1986年2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地称阿富汗是“一处流血不止的伤口”；同年晚些时候，新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称苏联干涉阿富汗是一种“罪恶”。从这样的表述中，外界敏锐捕捉到了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新动向。

事实上，在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就在日内瓦进行了较高级会谈，这是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而为了显示出苏联方面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必须有实际的表示。

无论如何，阿富汗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只是改革构想中的一个环节；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从整体的改革构想入手。实现这个构想的契机，是苏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大量新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以“有计划和地完善社会主义”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和完善。戈尔巴乔夫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单纯是一种归属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配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他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这种关系，并把这种调整与“社会经济自治”联系起来。戈尔巴乔夫还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宣称要“对现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有计划地改造”，使其更灵活。

通过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告诉世人，一个改革的年代要到来了，阿富汗战争露出了结束的及时缕曙光。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外交新思维”，他向外界表示—第三世界并不存在革命形势，不应采取“输出革命”的形式来人为制造那里的革命，也不应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对外政策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处理国际冲突时一定要考虑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和“普遍安全”。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企图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是极其有害和徒劳的，正确的手段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对话，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多年之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从阿富汗撤退的决定是最困难的及时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