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赵元任先生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有一位讲师李济先生，后来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大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的书院色彩。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颗光焰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教授阵容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赵元任先生也给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虽然也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又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虽然同元任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是对他的情况从我读大学时起就比较感兴趣，比较熟悉。我最早读他的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后来，在建国前后，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从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听到许多关于赵先生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元任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天才。他那审音辨音的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他学说各地方言的本领也使闻者惊叹不止。他学什么像什么，连相声大师也望尘莫及。我个人认为，赵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语言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他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出身，这对他以后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有极明显的有利条件。

赵元任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广，方面很多，一一介绍，为我能力所不逮，这也不是我的任务。我现在在这里只想谈一下我对元任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一点印象。

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学者，特别是已经达到大师级的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说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能龙虫并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王力先生 顺便说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 ，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龙虫并雕集》，可见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就是龙虫并雕的。讲理论，他有极高深坚实的理论。讲普及，他对国内，对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国内，他努力推进国语统一运动。在国外，他教外国人，主要是教美国人汉语，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今之世，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汉语的势头日益增强，元任先生留给我们的关于学习汉语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学方法，将会重放光芒，将会在新形势下取得新的成果，这是可以预卜的。

限于能力，介绍只能到此为止了。

而今，大师往矣，留下我们这一辈后学，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说：学师的风范，发扬大师的学术传统。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错。但是，一谈到如何发扬，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窃不自量力，斗胆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照。大类井蛙窥天，颇似野狐谈禅，聊备一说而已。

话得说得远一点。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现在先离正文声明几句。我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家，对哲学我是一无能力，二无兴趣。我的脑袋机械木讷，不像哲学家那样圆融无碍。我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从来不作哲学思辨。但是，近几年来，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来，竟考虑了一些类似哲学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再转入正文，谈我的"哲学"。我首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觉得东西文化是不同的，这个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只要稍稍用点脑筋，就不难看出。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我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也没有，东方一点分析也没有，都是有的，天底下决没有泾渭分明的事物，起码是常识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只是就其主体而言，西方分析而东方综合而已。这不是"哲学"分析推论的结果，而是有点近于直观。此论一出，颇引起了一点骚动。赞同和反对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后者则阵容颇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这些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对我只等秋风过耳边。我编辑了两大册《东西文化议论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对者以及赞同者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不加一点个人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么叫分析，什么又叫综合呢？我在《东西文化议论集》中有详尽的阐述，我无法在这里重述。简捷了当地说一说，我认为，西方自古希腊起走的就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论法为代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方的综合，我概括为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有点模糊，而我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个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模糊学，极能发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是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记者埃丽卡·古德撰写的。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重要的推断上：人类思想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学者曾认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人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样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正在彻底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精神所持的这种观点。这位学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该文的提要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东方人似乎更""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地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这些话简直好像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似的。这里决不会有什么抄袭的嫌疑，我的意见好多年前就发表了，美国学者也决不会读到我的文章。而且结论虽同，得到的方法却大异其趣，我是凭观察，凭思考，凭直观，而美国学者则是凭"分析"，再加上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学"的最概括的具体内容。听说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真正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却没有分析论证。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位哲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头痛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

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容易分拆、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反之，汉语等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拆、组合。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篇文章。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伦《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5期，页41—46。

先谈书。李政道先生在该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军汤姆孙(J.J.Thomson，1856—1940)发现了电子。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较大的构造。(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页89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句：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我还想从李政道先生书中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中引几段话：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要追问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从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时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页171

李政道先生的书就引用这样多。不难看出，他的一些想法与我的想法颇有能相通之处。他讲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一点我过去想得不多，强调得不够。

现在来谈金吾伦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论也与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书有关。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章开头时引的大哲学家怀德海的一段话，我现在转引在这里：

十九世纪较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页41

金先生说，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样。他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说明，物质不是永远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见，就是说，当前科学的发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从事"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而应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伦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这里为止。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为精彩的意见，读之如入七宝楼台，美不胜收，我无法再征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还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都来读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研究成果必能焕然一新。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离开了为《赵元任全集》写序的本题，跑开了野马，野马已经跑得够远的了。我从我的"哲学"讲起，讲到东西文化的不同；讲到东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东方的特点是综合，也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特点是分析；讲到语言和文化的源头或者基础；讲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产生出分析色彩极浓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汉语这种难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语言；讲到二十世纪是微分析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当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讲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与《赵元任全集》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离题，一点也没有跑野马，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我立论的根据。如果不讲这些看法，则我在下面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草，成了无本之木。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表面上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依稀记得—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学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没有前途。这一句话对我们发扬元任先生的学术传统也很有意义。我们不能走元任先生走过的道路，不能应用元任先生应用过的方法，那样就会"死"。

第二条道路就是根据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径，这样才能"活"。这里我必须多说上几句。首先我要说，既然二十世纪的科学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观的。而且这种科学方法决不是只限于西方。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学方法等等，垄断了全世界的时代。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必然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观的方法。不管科学家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我没有能读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断，即使元任先生是东方语言大师，毕生研究的主要是汉语，他也很难逃脱掉这一个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观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谁也不能否认的辉煌的成绩，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踪他的足迹，使用他的方法，成绩也决不会超越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闲常思考汉语历史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千年中，汉语不断发展演变，这首先是由内因所决定的。外因的影响也决不容忽视。在历史上，汉语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及时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佛经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语，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次冲击对中国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既深且远，而对汉语本身则影响不甚显著。第二次冲击是从清末民初起直至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语言的影响。这次冲击来势凶猛，力量极大，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整个面貌。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文中西方影响也颇显著。人们只要细心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书的白话文拿来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其间的差异。按照西方标准，后者确实显得更严密了，更合乎逻辑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语言了。然而，在中和稍后，还有人——这些人是当时最有头脑的人——认为，中国语言还不够"科学"，还有点模糊，而语言模糊又是脑筋糊涂的表现。他们想进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语言。当年曾流行过"的"、"底"、"地"三个字，现在只能当做笑话来看了。至于极少数人要废除汉字，汉字似乎成了万恶之本，就更为可笑可叹了。

赵元任先生和我们所面对的汉语，就是这样一种汉语。研究这种汉语，赵先生用的是微观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再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必须另辟蹊径，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这话说起来似乎极为容易，然而做起来却真万分困难，目前不但还没有人认真尝试过，连同意我这种看法的人恐怕都不会有很多。也许有人认为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是痴人说梦，是无事生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还都处在庐山之中，何能窥见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见，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将近七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意见，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几段：

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种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胤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引文确实太长了一点，但是有谁认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一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整个二十世纪，在分析的微观的科学方法垄断世界学坛的情况下，你纵有孙悟空的神通，也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又焉能例外!他们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观的道路，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与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迥异其趣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的汉语，其结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话来说"非驴非马"、"认贼作父"。陈先生的言语重了一点，但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分辨出汉语的特点，认真进行藏缅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庶几能发多年未发之覆，揭发出汉语结构的特点，建立真正的汉语语言学。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认为这是继承发扬赵元任先生汉语研究传统的正确的办法。是为序。

前

赵元任先生是二十世纪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

西方一位历史学家说，世人带着希望和恐惧跨进二十世纪，可是赵元任先生进入二十世纪时才九岁，他没有一丝恐惧，倒是满怀着无穷的希望和活力跨进二十世纪。这希望和这活力，贯串了他的一生。他不知疲倦地学习，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他也尽情地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幸福，并且让他的亲人甚至他的朋友们感受到这种生的乐趣——"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歌德的箴言在先生身上表露得最淋漓尽致。他衷心关怀着关爱着他的亲人，他的周围，他真诚地关心受苦受难的众人的遭遇和命运，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话，所有人文精神都是赵元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品德。他不愿意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沉沦为类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样的国土。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胡适那样自觉地参政议政从政的社会活动家，不，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他一心向往着一种平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和宽松的能够平等地相互切磋的学术环境。他爱的是书，是音乐，是图画，是科学，是语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产品，当然，他爱人，爱寻常的善良的普通人，爱人的高尚品格。

任何一部史很可能都忽略赵元任这个名字，尽管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爆发时，赵元任先生不在国内，但是从他的精神世界和活动实践来评估，他正是五四精神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毕生追求"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他从不作空洞的政治呐喊，可是他通过自己的"武器"(艺术，学术和科学活动)发扬了这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启蒙精神。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听到像《呜呼!三月一十八》(1926)那样慷慨激昂的悲歌吗?能够听到《西洋镜歌》(1935)中"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再造起一个新世界，凭着你自己的手!"那样的旋律吗?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在五四前后通过他和学人们创办的《科学》杂志读到那么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发扬这种人文精神，日后我们能看到对我们伟大的民族语言进行科学的剖析和热诚的改革实验吗?

赵元任先生确实够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几乎可以类比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培养了观察自然现象和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和制作的习惯；他以弱冠之年留学美国，先学数学，物理，然后学哲学，涉猎逻辑学和心理学，他从小爱观天象引导他走进天文学的门槛。他和朋友们节衣缩食办起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传播科学知识。他一本正经地学音乐，学和声，学对位法，学作曲。然后他从师欧美各国的语言学家，语音学家，他从游学之初就萌发了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言的志向，并且以改革语文特别是书写系统为己任，他这样做，是为着开发民智，拯救中华。接着他确定语言研究是他毕生的治学方向，他锐意研究国音国语统一和各地方言，他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实在这之前，他的文学翻译和话剧活动，几乎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语言进行的，就连他的音乐作曲，也绝不是业余爱好，而是跟语言学音韵学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他的业余爱好(摄影)，那四千张珍贵的图片，简直就是一部形象化的民俗学记录。

时空因素——也就是时代和社会环境把这个人文学者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从出世到去国，经历了四十六年(1892—1938)，主要活动场所在中国，其间有十多年留学美国，做留学生监督以及游学欧洲；后半生从去国到辞世(1938—1982)，在美国侨居十五年(1938—1953)，然后在那里定居(1953—1982)，其间两度回国访问(1973；1981)。

可以认为前半生对于赵元任先生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的主要业绩是在二、三十年代这短暂的时间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今日可读作推广普通话运动)和方言调查，在他身上是辩证的统一。他参加了汉语标音符号系统的创制，特别是国语罗马字的制定是他独立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从吴语开始的方言调查，开拓了一个新纪元。他的主要音乐创作，包括那些当时广为流行的大众歌曲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像《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韵》等，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出的。他的文学作品翻译和话剧脚本主要是在此时问世的。他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机构、方法和设想，都是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总而言之，前半生是赵元任先生治学的黄金时刻，这是毫无疑义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由北往南，先后攻占北平(今北京)、上海、南京，迫使这位人文学者举家迁徙，经长沙到昆明。战争夺去了他的一切：他的大部分书籍连同他辛辛苦苦亲自修建的简朴的房子没有了，他苦心积累置备的研究仪器丧失了，更重要的是他进行田野作业的源泉地，不是沦陷在鬼子的铁蹄下，就是生民涂炭，颠沛流离。连母语都受到威胁，何论研究?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一个举世闻名的语言学大师，竟然无法再进行他理想中的工作，其痛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他渴望工作。他不能放弃他的探索，他只得寻求暂时的次等的选择。他去了夏威夷大学教汉语，而前此他曾经委婉地拒绝过那里的邀请。退而求其次。战争和动乱不能允许他照样做他的田野工作。他下决心暂时去工作一阵，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一个后半生!

不能说赵元任先生后半生没有任何建树。不，不。他在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在语言信息和汉语教学中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为正义战争作出了贡献。他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也没有投身社会革命，但他决不是立意逃避现实躲进桃花源去的"纯粹"学者隐士。战争结束以后，他在前半生实践的基础上，归纳自己的语言观点和教学经验，也做了许多极有深度的著述。但遗憾的是他已多年远离他研究的对象——中国语文，即离开了汉语的发祥地，生长地，发展地。他不能每日每时观察它的变化，不能更加深入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更无法继续他的未竟之业——方言调查，无法参与全民的"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术语标准化的工作，更不能参与整个民族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活动。对于一个从二十世纪开头就怀着改革语文以促进民族复兴大志的人文学者，这样的境遇真是莫大的遗憾，而这遗憾绝非他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遗憾，更是学术上的遗憾。

战争结束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位哲人本来可以顺利地回到他的乡土，实际上他也作过回归的打算，但这意愿没有实现；实践走得太快了，一九四九年故国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仓促之间他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学术上的真理，他很不情愿参与政治，这就加大了他对社会变革理解的难度。他无法接受飞快发展的现实。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和"非美活动"，都使他感到困惑、迷茫和压抑，于是我们这位可敬的学者，只好在太平洋彼岸年复一年地观望，踌躇，等待。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定居在美国(1953)。

他是真诚的，他是质朴的，他是勤奋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那年头他不能理解故国，但故国理解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