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治国”是来之不易的。从古到今，中国社会经历过太多的“变法”与“革新”，但总的来说，其核心内涵不过是当权者运用规则、制度治理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降，先后围绕“人治”、“法制”、“法治”展开过诸多的讨论，也随之产生过大量的相关实践。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史以来及时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随着“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语)的确立，法治建设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既给法律人提供了发挥智慧的舞台，也注定了法律体系建设及法律运行将成为时代的重音符。

法律的生命在于应用。亚里士多德曾言：“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无疑，要实现“良法善治”，一方面是法律体系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法律的运行问题。法律体系建设问题是法治的基本前提，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精思细虑、设计精巧、立意公允的法律规范能够有效地在社会中运行。

尽管法律运行不局限于法律适用主体或民众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但相比于社会被动地遵守法律规定，法律的应用更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法律应用往往是矛盾的交集处，也更能展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重要内涵。

正因如此，《应用法学评论》旨在登载法律应用的研究成果，希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作为一本新生的法学学术读物，有必要对《评论》及相关问题做些交代。

所谓“应用法学”，研究法律应用问题乃其应有之义，但是“应用法学”并不是与“理论法学”相对应的事物。从本质上讲，“应用法学”是对法律应用中的现象、状态、规律、机理予以理论化、体系化、科学化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部门法学而言，“应用法学”重在打破部门法的壁垒，同时也突破法学学科中“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隔阂，强调从法律运行的实践情况出发来研究法律问题。诸如，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出发，“应用法学”会从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适用法律的角度来研究具体的审判、检察、仲裁中存在的现象、状态，梳理审判、检察、仲裁中的规律、原理等。

这样一种跨越部门法学界限、超越部门法学与理论法学的法学研究，才可能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更有效的助力。这既是《评论》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应用法学”学科诞生的原由。继1991年我国设立较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之后，西南政法大学于2011年设立了全国及时个“应用法学”法学二级学科。显然，《评论》势必是“应用法学”学科建设的成果展示平台，也将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智识源泉之一。毋庸置疑，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言，目前“应用法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尚远远不够，《评论》意在为法律同仁提供一个智识交流的平台，共同促进，齐头并进，也为中国的应用法学研究竭己所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评论》是一本开放、包容的法学学术读物，不限于法律应用研究成果，但凡的法律研究成果均为《评论》所欢迎、翘盼。

曹守晔

较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2015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