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4年春天，复旦公学增设法律专科班，首批招收60名法科生，开创了复旦法学教育的纪元。一百年后，已是百花争艳的春天，由复旦法学院年轻学者主持的《复旦法律评论》发刊了。我们怀着对前人的敬畏，不免内疚忐忑地捧出这本学术产品以表达对前人所开创事业的纪念。“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馀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唐 李白 落日忆山中)。春风与大地，催生了《复旦法律评论》这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她根植于复旦学术土壤，根植于沪上文化乡土，根植于华夏社会生态。

今天，社会正聚集着加快转型的劲头，国家在酝酿着深化改革的能量。与此同时，中国法学必然聚焦现实、更新主题，踏入新阶段。市场和行业的发展对法律的要求层出不穷，法治建构的重心从立法向司法转移，国际化竞争促使法律的跨国界化，社会与国家对本土法律思想的要求日新月异……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本土新问题和学术新视野，去认真思考和定位我们的学术任务、学术方向、学术特色和学术品格。

复旦法学研究，努力以更广博的视野、更综合的方法、更科学的手段，探索更亲近真切的问题，产出更经久致用的思想。我们深知，学科的壁垒会带给我们视野的屏障、学术的零散和思想的浅薄。在新一轮转型发展过程中，我们凝练了四个方向，即跨国界法律探索、市场与行业法建构、整体格局司法研究、本土法律思想创新，预期开展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的聚焦研究。为了彰显学术特色，《复旦法律评论》也主要围绕这四个方向进行探索和创新。

我在整理复旦法学以往学术成果的时候，发现复旦法学这30余年来的努力与成果，基本上是在这四个方向上展开的：其一，从传统的国际法文本研究走向跨国界法律问题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融合趋势要求我们把国内法中的许多内容看成是跨国界的法律问题，像金融法是跨国界的，环境法是跨国界的，自由贸易区法是跨国界的，知识产权法是跨国界的，等等。传统的国际法文本研究已不足以涵盖当下层出不穷的跨国界法律问题。其二，传统民商法学和行政法学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知识、经验，结合社会学科原理和自然科学手段，拓展了环境法、能源法、知识产权法、医事法、金融法、新闻传播法等行业法问题的研究疆域，获得法律知识体系的增长。其三，司法问题的研究中，不仅坚持司法和诉讼制度研究，还研究司法中的法律人与法律职业、司法方法与思维、司法历史与传统，甚至开展司法建筑的研究。的确，司法不纯粹是制度和规则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因此“司法学”诚然应该是“司法社会学”。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司法研究必然出现传统与现代、制度与文化、规则与社会交融的整体化研究趋势。其四，国家与社会都需要中国法学产出新思想。时代不仅需要法律对策，还应该有长久生命力的法律思想。这需要及时提供思想产品，提供符合国家与社会需要的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法律思想。这无疑需要立足本土、传承历史、接轨国际，创造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法学思想。

复旦大学法律评论》是一个由复旦年轻学者轮流主持的法学学术共同体平台，相信它不只是属于全体复旦法学院师生的，还是海内外志同道合的学者们共同的学术平台，她代表主持人群体的志趣和愿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 子张)我相信，陶土制作的器物和黄金炼就的器物，同样能够言志载道，何况在国际学界惯例上亦并无“公开刊号”或“核心期刊”一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主持学刊的“人”和刊载于此的“文”。《复旦大学法律评论》应该是学术多元化的争鸣平台，“共同体需要多重性格，只有在它所拥有的性格是丰富和生机勃勃时，其本身才可能是丰富和生机勃勃的”(德国：Gustav Radbruch)。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唐 王湾 次北固山下)。学术与生命一样都是新旧更替的。年轻的法学学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朝气蓬勃，他/她们是中国法学的未来。我们满腔热忱地期待着一篇篇高品质的法学论文在这里汇聚，也期待着一批批高水平的法学新人在这里诞生。 孙笑侠 甲午年早春三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