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及时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24小时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迷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24小时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有地产，在法拉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24小时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

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第二章

“对扎里勒和他的妻子来说，我是一丛狗尾草。一丛艾蒿。你也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艾蒿是什么呀?”玛丽雅姆问。

“杂草，”娜娜说，“就是人们拔起来扔掉的东西。”

玛丽雅姆暗暗皱眉。扎里勒可没有把她当杂草。他从来没有这样。但玛丽雅姆觉得这句反驳的话不说为妙。

“跟杂草不一样，他们得把我重新栽种，你看到了，给我食物和水。这都是因为你。这就是扎里勒和他的家人达成的交易。”

娜娜说她拒绝住在赫拉特。

“住在那儿干什么?看他整天开车载他那些明媒正娶的老婆在城里晃悠吗?”

她说她也不会住进她爸爸的空房子，那座房子在古尔德曼村，坐落在赫拉特城北两公里外一座陡峭的小山丘上。她说她想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邻居盯着她的大肚子，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甚或更糟糕地，用虚伪的善意来攻击她。

“相信我，”娜娜说，“我离开你爸爸的视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巴不得这样呢。”

提议娜娜住到这片空地的，是扎里勒和及时个妻子卡迪雅所生的长子穆哈辛。它位于古尔德曼村外围。人们若要到这个地方来，得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向山上走，这条土路是赫拉特到古尔德曼村的主干道的分叉路，两旁长满了膝盖那么高的杂草，点缀着白色和鲜黄色的花朵。土路向山上盘旋，通向一片平坦的田地，那儿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树和胡杨树，还有一簇簇的野生灌木。从那儿往上看，山顶有古尔德曼村的风车，那些锈迹斑斑的转页尖尖的末端依稀可见；至于左下方和右下方，则是开阔的赫拉特城景。山路的末端和一条宽阔的溪流垂直相交；这条山溪从环绕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奔流而下，生长着很多鲑鱼。朝着群峰的方向，再往上游两百来米，有一圈围成圆形的垂柳。树林中间，在柳荫的掩映之下，便是那片林中空地了。

扎里勒到那儿看了一眼。当他回来之后，娜娜说，他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个不停地吹嘘监狱的墙壁有多么干净、地板有多么光亮的典狱长。

“就这样，你的父亲给我们盖了这个老鼠洞。”

十五岁那年，娜娜差点结婚了。提亲的男孩来自信丹德，那个年轻人以贩卖鹦鹉为生。故事是娜娜自己说给玛丽雅姆听的，虽然娜娜说起这件事时总是若无其事，但从她眼里渴望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看得出她也曾快乐过。也许娜娜这辈子惟一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婚礼之前那段日子。

娜娜讲这个故事时，玛丽雅姆坐在她的膝盖上，想像着她母亲正在穿结婚的礼服。她想像她骑着马，穿着绿色的长裙，在面纱之后羞涩地微笑，手掌用指甲花涂得红红的，扑了银粉的头发被分开，扎成的几条辫子用树液粘在一起。她看见奏乐的人吹着笛子，敲打着皮鼓，街头的小孩大呼小叫地在后面追逐。

然而，就在举办婚礼那天的前一个星期，妖怪进入了娜娜的身体。无需描绘，玛丽雅姆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亲眼见到过很多次了：娜娜突然瘫倒，她的身体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不断翻白眼，手舞足蹈，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左冲右突，嘴角冒出白沫，有时候还混着鲜红色的血。接着是昏昏欲睡，茫然若失和胡言乱语。

消息传到信丹德之后，卖鹦鹉的那家人取消了婚礼。

“他们被吓跑了，”娜娜这样解释说。

结婚的礼服被束之高阁。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前来提亲了。

扎里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空地上盖了一座泥屋，玛丽雅姆将在泥屋中度过生命中的十五个春秋。他们用土砖将它垒起来，然后抹上泥土，盖上几把稻草。泥屋里有两张草席，一张木头桌子，两张直背的椅子，一扇窗户，还有几个固定在墙上的架子，娜娜在架子上摆放陶罐和那套她珍爱的中国茶具。扎里勒搬来过冬用的崭新生铁炉，在泥屋后面堆起砍好的木材。他在屋外加了一只可以用来做面包的烤炉，用篱笆围了养鸡场。他带来了几只绵羊，给它们修了饲料槽。他让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柳树圈外百来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在上面盖了座厕所。

扎里勒本来可以雇人来盖这座泥屋，娜娜说，但他没有。

“他觉得这么做算是赎罪。”

按照娜娜的说法，她生下玛丽雅姆那天没有人来帮忙。那是1959年一个阴暗潮湿的春日，她说，那年是查希尔国王登基第二十六年，也是他在位四十年中最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娜娜说，扎里勒尽管知道妖怪可能会进入她的身体，使她在分娩的时候发作，但他却没有请来医生，哪怕接生婆也没来一个。她孤孤单单地躺在泥屋的地板上，旁边摆着一把刀，身上汗如雨下。

“后来我痛得厉害，只好咬着枕头，哭喊得连嗓子都哑了。但就算这样，还是没有人来帮我擦擦脸，或者给我喝一口水。而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你一点都不急着要出来。你让我在又冷又硬的地板上躺了足足两天。我没有吃也没有睡，我只能推自己的肚子，祈祷能把你生下来。”

“对不起，娜娜。”

“我切断了连着我们的脐带。这就是我要一把刀子的原因。”

“对不起。”

每逢说到这里，娜娜总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至于它究竟是余恨未消的责怪，还是心有不甘的宽宥，玛丽雅姆未曾分辨得出。年幼的玛丽雅姆并没有想到，为自己出生的方式道歉，对她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等到十岁左右，她确实有了这种想法；那时玛丽雅姆再也不相信这个关于她出世的故事了。她相信扎里勒的说法。扎里勒说他虽然外出了，但他安排人将娜娜送到赫拉特的一家医院，那儿有个医生照料她。她躺在一张干净而舒适的病床上，房间光线明亮。玛丽雅姆说到刀子时，扎里勒悲哀地摇摇头。

玛丽雅姆还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折磨了母亲两天。

“他们跟我说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了，”扎里勒说，“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甚至在出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乖女儿。”

“他都不在的!”娜娜吐口水说，“他当时在塔赫提沙法尔，跟他那些高贵的朋友骑马呢。”

当人们跟他说他又多了一个女儿时，娜娜说，扎里勒耸了耸肩，继续擦洗马儿的鬃毛，在塔赫提沙法尔又待了两个星期。

“实际上，在你一个月大之前，他甚至都没抱过你。然后只是看了你一眼，说你的脸太长了，就把你交还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