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冒死逃离日汪集团(节录)

一九三九年秋天，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几人，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试图与日方举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我的外祖父跟随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可终于经不住多次要求，也到了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外祖父自港抵沪之后，最初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起，从虹口搬到沪西愚园路。当时上海沪西，是公共租界区域，日军占领之后，派宪兵戒备，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来这里执行警务，成了日本的地盘。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楼房不多，但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楼房，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祖父。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也软禁这几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贺耶稣圣诞之中。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签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下午三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祖父说：我想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外祖父说：小心，小心。然后高宗武匆匆告辞，茶也没有喝。

第二天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去愚园路开会。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十二月三十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一月一日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沿家拜年。外祖父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外祖父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笔也拿不住，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陈璧君不答应，幸亏刚好下楼来，见到外祖父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这算是救了外祖父，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七十六号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一九四○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戒备森严，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

元月三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有九层楼房，很气派，正门上面高出两层，有个高高尖顶。没有多少人进出，里里外外的人都是西装革履，昂头挺胸。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早安排好了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

这就是史称的"高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