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刘东

一、黄金的岁月

记得还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曾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例，质疑过当下国际通行的、以种种参数来评定“”(excellence)大学的划一标准：“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自己应该下课？”而调来清华教书之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时时要接触到“西南联大”的名字，因为那段既苦辛又辉煌的历程，组成了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共同校史。

的确不错，如果非要拘于衡定“”的那类机械指标，诸如“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那么，那所流亡中的大学肯定算不上什么。不过，如果按其学术声望和社会效应，它对中国人民却意味着很多很多；而如果按其教出的人才和传承的学统，它就更加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或缺；更不要说，如果按其在当年曾被寄予的厚望，和到后世又被赋予的地位，它就简直显得无与伦比了。

而说到这种被“后世赋予”的地位，我又引述过这样一句惊人之语：“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清华园。”2—要知道，这可是后来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春风得意”了大半辈子的何柄棣教授，来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历历在目地记得，在何先生一次访问清华时，我曾经跟他一道驱车经过校园，而他则动情地凝望着车窗外的一切，不住地为清华园内的种种细微变化叫好……这当然属于一种具有主观色彩的、有点类似儿时“黄金记忆”的那种情感。

由此又联想起，毕业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教授，也曾这样来回顾清华园里的治学氛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3有趣的是，我们一方面不难料想，大概任何一所尚称“正常”的高等学府，都不可能短少这样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推知，大概如此“理想”的“无菌病房”，更类乎那种对于“黄金岁月”的回想。

由这一点，也便说到了更贴近本文主旨的地方。如果说，早期的清华国学院，和早期的清华学堂或清华大学，都毕竟尚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来支撑数十年后的这类“黄金回想”，那么，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另一位何先生即何兆武教授，竟然对西南联大那段流亡的日子，也进行了性质大致类似的回顾：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先生接着便自问自答道，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应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而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24小时比24小时更加美好”。在他看来，只要能秉有这样的心境，便会“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而此后，他又在另一处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较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及时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无论如何，对比一下上面两位“何先生”的，既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的记忆库，我们便不难心领神会地领悟到，一方面，处于流亡与穷困中的西南联大，在条件上当然比不上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享有稳定庚款来源的清华大学；然而另一方面，或许反而正因为这样，它更像是某种千载难逢的“奇迹”。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跟何兆武的上述说法不谋而合，至少是在此后的种种回忆中，这番“奇迹”曾被来自各科的联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当年的“自由”。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进一步讲，烘托着如此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自然会沿着上文的铺垫，期待到杨振宁作为当年学子的回顾：“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呢？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24小时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而说到这样的场景，还真是要庆幸何兆武的高寿，能绘声绘色地为我们留下如此超乎想象的回忆：

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如此偏远而贫困的环境下，他们竟讨论着如此深不可测的问题，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再来回顾，仍然能使我们生出某种奇妙的反差，恍然间真不知“今夕何夕”；但反过来说，又正因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照样有气魄去如此放言高论，而且有能力去追踪国际前沿，中华民族才显出了超过这种困境、再度顽强崛起的心力。—验之于此后已化为现实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二、记忆的过滤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凡是这样来记述那所母校的，都是当年正处于热烈青春期的学生，而且，那种包裹着一层蜜糖的回忆，也都属于遥隔着时间的追记，而不是在直截表达当下的感受。这当然不会是纯属巧合的，而应该具有很深的心理成因。—而我们由这一点，也就想起了一首献给它的颂歌，它出自老诗人郑敏之手，她当年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

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

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