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一八四○年从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但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鲁昂，很少去上课；一八四三年他在法科考试中失败，次年又突发神经官能症(类似癫痫)，从此中断学业，常年住在父母的克鲁瓦塞庄园。除外出旅行和偶尔去巴黎小住，福楼拜的有生之年全部是在家乡度过的。一八四六年父亲去世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伴，终身未娶，读书和写作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也几乎是他全部感情之所系。

福楼拜的少年时代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中的偶像。天生细腻、善感的气质，使他极易与浪漫主义相通。然而后来在勒普瓦特万(勒普瓦特万(1815—1848)，福楼拜青少年时期的挚友，莫泊桑的舅舅，斯宾诺莎的崇拜者。)的影响下，他开始醉心于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及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来自父亲的科学家思维方式，也使他习惯于对事物作缜密的观察和科学的考证。福楼拜曾说：“在我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叫大嚷，酷爱激情，酷爱鹰的展翅翱翔，句子的铿锵和臻于巅峰的思想；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搜寻真实，既喜爱揭示细微的事实，也喜爱揭示重大事件……”(福楼拜：1852年1月16日致路易丝 科莱函。)

从一八四三年起，福楼拜开始尝试长篇小说。他以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为素材，描写两个年轻人的学习生活和感情经历。一八四五年，小说完成初稿，即《情感教育》最初的蓝本。他试图在这部小说中把激情和写实融合在一起，没能获得成功。接着在弗朗德勒画家布吕盖尔的一幅名画的启发下，他以基督教隐修士的传说为题材，着手写作充满浪漫色彩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一八四九年，《诱惑》及时稿完成，他将好友路易 布耶及迪康(路易 布耶(1822—1869)，法国诗人，剧作家；迪康(1822—1894)，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召来听他朗读，整整读了四天，的结论是“写得很糟”：虽说文字讲究，但却支离破碎，缺少一根线把珍珠串起来。这时福楼拜在创作上尚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体系。就在这一年，他和迪康结伴，动身游历北非、近东诸国，历时将近两年。一八五一年返回家乡后，他接受路易 布耶的建议，决定以德拉马尔的故事(德拉马尔原是鲁昂市立医院的医生，福楼拜的父亲的学生，他的续弦夫人嗜读小说，气质浪漫、生活奢侈，先后被两个情夫抛弃，因负债而自杀。)为素材，创作一部刻画当代外省生活的小说——《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十分重视这“第三次尝试”，前两次尝试(指《情感教育》和《圣安东尼的诱惑》)失败了，这一次，“要么成功，要么从窗口跳下去”(福楼拜：1852年1月16日致路易丝 科莱函。)。他全力以赴，为这部小说付出了五年艰辛的劳动，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正是在这过程中，他决心和浪漫主义分道扬镳，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从作品中彻底排除了主观抒情成分，形成一种独创的客观主义风格。尽管这部小说连累他卷入一桩可笑的诉讼，平添了不少烦恼，但他兴奋地意识到，多年来的摸索有了成果，他的创作个性成熟了。

紧接着，他开始构思《迦太基》(后改名《萨朗波》)，并于一八五八年专程去北非的迦太基遗址实地考察。他为这部小说整整工作了四年，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到一八六二年才付梓印刷。一八六三年，福楼拜重新拟定了《情感教育》的提纲，大量阅读资料，全部改写，这项工作直到一八六九年才完成。嗣后，他又着手改写《圣安东尼的诱惑》，于一八七四年正式推出。一八七五至一八七七年，他创作了《淳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等短篇小说，于一八七七年结集出版，题名《三故事》。他晚年以全部精力投入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创作，直到一八八○年去世，未完成的遗稿于一八八一年在《新杂志》上发表。除小说以外，福楼拜对戏剧也很感兴趣，他曾于一八七二年改编路易 布耶的一个剧本《女性》，一八七三年又创作了一部戏剧《候选人》，可惜首演一败涂地，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位剧作家。

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和巴尔扎克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将真实性作为衡量艺术的主要准绳：“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见莫泊桑：《居斯塔夫 福楼拜》。)福楼拜所理解的真实性，和巴尔扎克一样指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现象，因此他同样强调对生活素材的加工提炼及典型化的手段：“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他明白“鲜明生动来自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福楼拜：1853年7月8日致路易丝 科莱函。)。他和巴尔扎克一样重视选择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而且善于通过逼真的细节刻画来增强其虚构世界的可信性。甚至他作品中的某些情景、细节，写出以后才发现和巴尔扎克在《路易 朗贝尔》及《乡村医生》中写过的几乎雷同。基于这些因素，人们不无理由地将他视为巴尔扎克的后继者。

然而福楼拜并未步他人的后尘，他的镜子自有其映照现实的独特方式。法兰西是个崇尚独创性的民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果不能在某个方面超越前人或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就不会被承认为一位大作家或大艺术家。福楼拜之所以赢得盛誉，首先应归功于他的创新精神。他的较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客观性艺术。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艺术却保留了相当多的浪漫色彩。这位伟大的梦幻追求者，总在不懈地进行着“”之探求。他试图“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时刻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所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永远看得见作者的巨大身影。他激情满怀，与他虚构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们的心理，评判他们的言行，甚至以作者身份在一旁击节叹息。和巴尔扎克不同，福楼拜主张从作品中排除自我，不流露感情，不插入议论，不让一字一句留下作者的观点或意图的痕迹。福楼拜把小说称作“生活的科学形式”(福楼拜：1865年8月致勒内 马里库尔函。)，要求作家约束自己的感情，像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事物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见莫泊桑：《居斯塔夫 福楼拜》。)。他认为的作家应该凭理性——而不是凭激情——来从事写作：“激情地位愈小，作品艺术性愈高”。实际上，福楼拜并非真的没有激情，只是他殚精竭虑，严防它们在作品中泄露。莫泊桑说他“深深地藏匿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历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确是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一种突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他的《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圣伯夫从中看出了“一种新文学的标志”(见圣伯夫：《包法利夫人》，《月曜日谈话》第13集。)，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见左拉：《居斯塔夫 福楼拜》。)。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尝试的成功。福楼拜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普列汉诺夫曾经点评道：“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中最有力的一面。”这种把作者和作品拉开一定距离的写作方法，以其客观、冷漠的风格，后来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福楼拜在二十世纪声名大振，被奉为现代派艺术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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