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

翻译的目的，简单说，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或为别人做这种“翻译”的工作。

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公民，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所以到了上学年龄，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孩子。说实在的，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

我的启蒙教育是日语文。我读日本书，也用日本语文思想，或表达心事，似乎是自自然然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胜利，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次年，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

在陌生的故乡，我们开始了新生活。我听不太懂台湾话，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老师用台语解释国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这样的习惯，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世界名人传记”和“世界文学名著”译成了五本书。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任职大学之后，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依大会规定，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我以日文书成《桐壺と長恨歌》提出发表。其后，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月刊》刊载，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源氏物语》首帖《桐壶》，附录于论文之后，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透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答应下来，开始逐月在《中外文学》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费时五年半，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源氏物语》全书。

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我教书、做研究、又翻译，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十分辛劳，却也感觉非常充实。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者，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相较之下，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但以近、现代作品为主，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再者，我个人具备日语文根底，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源氏物语》(一九七三—一九七八)、《枕草子》(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和泉式部日记》(一九九二)、《伊势物语》(一九九五—一九九六)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十三夜》(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以上五本书，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多数会觉得很困难，所以与谢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以降，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源氏物语》等书出版了。

我的中译本诸书，虽然采取白话文，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注释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乃至于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格外亲近动人。

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十三夜》即将在大陆以简体字横排出版。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洪范新版序

如果不是为这本《源氏物语》洪范版写序文，实在不能想像初执译笔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时光飞驰，何其容易！而二十六年之前初执译笔，乃至于其间五年半的点滴过程，犹历历在眼前，于今回想起来，仍然令我怀念。那一段时间，真是我这一生中最辛勤，也是最充实、值得回忆的日子。

译注《源氏物语》，是在我从三十岁过渡到四十岁的壮年时期。也许是正值体力旺盛、精神的时候。由于杂志连载的推动，令我于原本繁忙的教学研究、家务操作之外，更额外添增每月一期的译注负担。不过，六十六期的文稿，我庆幸没有拖欠过一期；而且在那五年多的期间，我也另有论文、散文及两本传记的出版。那一段与时间竞走的经验，遂亦成为我个人最可珍惜的纪念了。

翻译之初，我所依据的底本是收藏于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内日据时代遗留的平凡社一九四〇年版吉泽义则译注《源氏物语》。在日文书籍之输入仍相当受限制的当时，那是我所能参考的最完整的版本。其后，我自己从日本购回小学馆刊一九七〇年版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中的《源氏物语》，便转取此为底本。此套六册的《源氏物语》，系由当今日本“源”学学者阿倍秋生、秋山虔、今井源卫等三位教授共同校注、翻译为现代日语。原文居中，上有注，下有译，最为翔实。

然而，学者们虽治学严谨，时则有译笔拘泥，行文滞涩之嫌，所以我另外备置了作家的译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其一为角川文库一九七二年版与谢野晶子译《全译源氏物语》。与谢野晶子系大正时代女性作家，擅长和歌，她率先将古典的《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日语。其二为中央公论社一九六九年版谷崎润一郎译《新新译源氏物语》。谷崎氏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所译的《源氏物语》，三十年之间曾三度修订，故称新新译。译笔信实而流畅，且译文上方附有不少注解，兼具学者之严谨与文人之才华，是我最钦欣的一种。其三为新潮社一九七二年版円地文子译《源氏物语》。此书在我的译事进行近半时，才辗转入手。円地女士的译文饶富象征笔触，颇近其创作风格，间或有稍嫌主观之成分，可视为她个人阅读该书之心得，但也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视野方向。

此外，我又备有两种英译本：一是英人Arthur Waley的“The Tale of Genji”(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rees 1925)。Waley 是一位足不出英伦三岛的东方学者，所译中、日古典文学作品甚多。其英译本“The Tale of Genji”，虽然译笔十分典雅优美，唯常有更改，甚至删省原作以适应英文读者处，故取为西方人士初识日本古典文学则可，以之为中译之参考，则未为合宜。另一是美国学者 Edward G. Seidensticker教授的“The Tale of Genji”(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76)。 Seidensticker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日文系，其翻译态度显然较诸Waley严谨多矣，且全书几无任意变更删省之憾。此书出版时，我的中译工作已进行了一大半，但对于后半部的译事及其后之修订工作，助益良多。

在长达五年半的译事期间，以上所举六种版本，以小学馆版古文为中心，其余各种日文、英文版本，或竖立于小型书架前，或摊开在桌面上，重重叠叠占据了整个书桌，构成翻译《源氏物语》的组合。这期间，我教书备课所需各类资料、论文撰著的种种书籍、散文及传记写作的稿纸、给远方友朋的信笺，乃至于家庭宴客所拟的菜单等等，都是压置在看似零乱实则有秩序的《源氏物语》组合之上所写的。我未敢轻易破坏这个庞大的既定组合，那段时间里，只要生活中能够觅得些许空闲，便随时接续投入译注的工作。有时为了翻译一行文字或一个词汇，细读原文，查阅注释，比较英、日各家译文，斟酌再三而仍不得要领时，也曾深感遗憾未有中译本可资参考依赖。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丰子恺先生已经默,,,,默从事《源氏物语》的中文翻译了，但时值大陆“十年浩劫”之时期，这部取材于日本古代贵族社会的文学作品断无出版之可能，因而丰氏的《源氏物语》译本面世时间竟然延迟至他逝世以后的一九八〇年。书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一九八〇、八二、八三年出齐。而我个人得到全译三册，更在一九八六年以后。当时不仅初译早已竣工，即修订之工作也已经完成，所以无由参考丰先生的译著。未能参考丰译，诚然遗憾，却也足以激励自我奋勉。设若我当初知悉前辈大家已先完成此巨著之译事，也许竟会踌躇不敢提笔；而即使提笔翻译，有可供参考之另一中译本在手边，遇有难题，大概不会不产生依赖之心，然则，我的译文必然会受到丰译之影响无疑。于今思之，反倒庆幸蒙昧中摸索前行，至少建立了属于自我的译风。

源氏物语》之译注，最初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刊物《中外文学》连载，自一九七三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而全文译竟。初时分五册单行本先后刊印，由中外文学出版，属中外文学丛刊之一种。一九八二年修订时，改辑为上、下二大册，计一千三百五十二页。五册本仅发行一版，修订本共发行五版。二十余年以来，六千套书逐渐销行，至去岁而堆积于外文系办公室内之残卷亦已全部售罄。坊间既无处可得，而国内外读者颇有来函询问欲购者，乃承洪范书店美意，略事订正，将之重刊出版。与此书相关之种种事项，已在修订版长序内述及，此仅简单补述翻译之际所用各种版本，以及新版再刊之原委耳。

林文月

一九九九年元旦夜

书于台北市辛亥路寓所

修订版序

源氏物语》是怎样一部作品呢？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也许比较陌生，所以我想先从创作时间之比较来说明。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虽然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但大致可视为平安时代中期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所谓“平安时代”，一般是指桓武天皇迁都于平安京的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起，至源赖朝任命为大将军的建久三年(一一九二)止这四百年间而言。换言之，它的产生时代大概是在十一世纪初。若与西方文学的重要作家比较，大约早于但丁三百年，早于莎士比亚六百年，早于哥德八百年；与我国相比，则约当北宋初期。那时候，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六朝鬼神志怪的故事、唐文士之传奇，乃至宋民间之话本，不过，这些小说都是属于短篇形式的作品，而《源氏物语》则全书五十四帖(“帖”，相当于我国旧小说之“章”或“回”)，文字在百万言以上，因此日本人自诩为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写实小说。

源氏物语》的作者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紫式部”这个称呼并非真实姓名，大概是依据“紫之物语的作者藤式部”而取的简称。“紫”(Murasaki)是《源氏物语》中女主人公之一，所以《源氏物语》一书又称《紫之物语》。作者的长兄藤原惟规，官拜式部丞，而当时日本宫中女官，往往以父兄之官衔为称谓，以示其出身，且平安时代日人崇唐之风很盛，姓氏往往简化，以仿唐人，如“大江”称“江”、“菅原”称“菅”，而“藤”便是“藤原”的简称。可知“紫式部”本是《源氏物语》作者的绰号，可是后来却由于绰号响亮，其真实姓名反而失传了。

关于紫式部的生卒年与生平故事，日本学界至今未有定论。一般的说法：紫式部为出身平安时代的书香门第才媛。她的曾祖父藤原兼辅是著名的“三十六歌仙”之一，祖父雅正、伯父为赖，亦皆以和歌知名于时。她的父亲藤原为时兼长汉学与和歌。母系族人之中，也多和歌作家。紫式部继承了如此优越的血统，可谓先天禀具了文学的才华。她的另一部巨著《紫式部日记》中，有一段记述幼年生活的文字说：当她的父亲为长兄课汉诗文时，她时常躲在屏风后偷听，所以不久便以其敏悟的天性，也习得了汉诗文，且往往能代兄作答。她父亲见此情形，每每慨叹：“你若是男孩子该有多好啊！”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汉文称“男文字”，为属男性专用之文字，女性书写则用和文。大约在二十岁左右时，紫式部嫁给比她年长一倍的右卫门权佐藤原宣孝。婚姻生活大致圆满恩爱。宣孝常以朝廷公务为话题，并鼓励紫式部读书上进，使她对男性社会，如政治情形的了解，颇有助益。不幸，婚后三年，宣孝便去世。年轻的寡妇紫式部便带了他们的女儿贤子(后之大贰三位)暂返娘家居住。一般推想，《源氏物语》的构思及写作或始于此时。宽弘三年(公元一〇〇六)左右，她入宫仕一条天皇之中宫(皇后)彰子为女房(宫中女官)，职务可能系家庭教师类者。在此宫廷生活期间，她日夕接触帝王贵族的真实生活里层，《源氏物语》一书中细腻而翔实的种种记述，都是透过作者犀利的观察与敏锐的感受而来。一条天皇死后(公元一〇一一)，彰子妃过着比较闲散的生活，谅紫式部也有了较多的自由，可以从容写作。《源氏物语》之完成及其修改润饰，或者便即在此时。至于紫式部的晚年生活情况，则十分模糊不清。一说她与书中许多人物一样，出家遁入空门。

如前所述，《源氏物语》全书五十四帖，是一部长篇巨作。其结构庞大，组织严密，叙述故事及于三代，登场人物多达数百。这样壮观的作品，果真是出自一位宫中女官的手笔吗？历来也有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有人说：书中部分由彰子皇后之父藤原道长加笔；也有人说：此书本为作者之父藤原为时所作，而紫式部助成；更有人说：后面“宇治十帖”(第四十五帖“桥姬”以下十帖，主人公改由光源氏妻之私生子薰担任，而故事背景亦由京都移至其东南方宇治，故称)系由其女大贰三位所续。不过，这些说法多出于臆测而缺乏有力的证据，故只能聊备一说，供参考而已。紫式部仍应当是此书的主笔者。像我国许多古典作品，《源氏物语》在千年代代相传之间，自然的损蠹，无意间的改变，甚或后人有意的增删，恐怕也在所难免，所以也很可能不尽同于原来面貌。

关于此书落笔之处，日本学界也有种种异说。有人认为：虽然《源氏物语》五十四帖首尾一贯，保持着完备的风格，故事的推展与高潮之涌现，更呈现着不可间断的次序，然而紫式部身为女房，当时对着深宫里的公主们展开娓娓的长谈(“物语”一词本为说故事之意，详后文)，或许并非自及时帖“桐壶”讲起，而是从现在的第五帖“若紫”开始。同时，他们也猜测，紫式部当初讲述“若紫”的时候，可能把它当作一种短篇物语的形式发表。因为平安时代的短篇物语与近代西方式的短篇小说，在写作的形式结构上并不相同，他们只是将人生的某一断面，采取自然的、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叙述出来而已。所以有时候，故事的起结没有一定的限制，而且故事之中也往往会出现与主题无关的细节。如此，作者便可以随意增写续篇(如第七帖“红叶贺”以后)，也可以补述前篇(如第四帖“夕颜”以前)，甚或加添并行的外篇(如第六帖“末摘花”)了。然则，《源氏物语》这本书，也可以假设为作者紫式部在宫中讲述故事时，由于受到听众的热烈支持和鼓励，而继续运思发挥，终于成为今日所见的长篇伟构。虽然这个说法与此书被谈论的许多问题一样，也缺乏有力的证据，不过，就书中所流露的语调和气氛看来，它的确具备了类似宋人话本的性质，那么，由原本较单薄的形式而发展成为后来的长篇，或者也不无可能吧。

源氏物语》虽然是千年来傲视日本文坛的伟大作品，然而由于时代的差距，语文的变迁，以及书中引用和、汉诗文典故之浩博，使这部典雅优美的古典作品成为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一般日本人却不大容易直接欣赏了。因此，在日本国内，自明治末期，由当时著名的女作家与谢野晶子首先译成现代语体以来，翻译者辈出，于是《源氏物语》的语体文本也出现了多种，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由于原著名气太大，翻译者无不战战兢兢，十分谨慎。如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便以前后达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修订本。可见此书翻译之困难，也可以想见日本人对它的重视。当今著名的女作家円地文子也以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全译工作。据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也曾计划翻译此书，可惜由于他的突然去世，已无由见其成果了。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化呈现着空前紧密和彼此关怀的情形，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经由翻译与外国语文之研究而大放异彩，成为全人类共同重视和享受的文化遗产。《源氏物语》在近代这种世界文化潮流之下，也已经日愈受世人注目。英国的Arthur Waley在一九二五～一九三三年，首先将此书译为英文本，“The Tale of Genji”。不过，并不是全译，而是删节的译著。其后，一九六六年，由Oscar Benr执笔的德文本出现了；一九七六年，美国学者Edward G. Seidensticker有鉴于Waley英译之不完整，另译了一本英文的“The Tale of Genji”；次年，法文译本的一部分也由R. Sieffert译出；而我自己的中文译本，也于一九七八年竣工初版。

日文的“物语”一词，与其翻译为“小说”，在实质上倒不如译作“说话”或“话本”(“物语”一词兼具动词与名词的性质)较为妥善些。因为其产生，大约早于日本文字“假名”的发生以前。当时由于没有文字，遂将故事的骨干要点，或人物言行举止的特色，绘制成一张张可以连续看的图画，而由擅长“说话”的人，凭图述说出来给人听。其后有了文字，这种可以代表故事的情节高潮的图画，恐怕仍然占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时常会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看见“绘物语”一词。它意味着附有图画的“话本”(或者也可以称作附有“话本”的图画)。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物语”这种文学，与其视为纯粹案头的供作阅读的文学，毋宁说是伴同绘画的文艺更为适当些。因而作者在运思构想之际，难免要考虑到种种画面美的必要。明白了这个写作背景之后，再来读《源氏物语》，我们才能体会：何以作者紫式部要那么不厌其烦地翔实描述庭园花木的布置、宫殿居室的陈设，以及人物服饰的型色等细节了。

再者，要进一步去了解《源氏物语》所具有的特点，我们也应该知道当时这种“说话”——“物语”进行的情形。“物语”是平安时代贵族的闲适生活的一种产品，其进行之场合多在帝王的后宫，或贵妇的深闺里；主持“说话”的人多为有文艺修养的女官，而听众则多属贵妇名媛辈，所以它是极贵族化，同时也是极女性化的。而无论说者与听者两方面，对“物语”所持的态度又都是极从容不迫的，因此它也充分反映着当时上层社会的悠闲情调。透过“物语”为媒介，说者侃侃而谈，而听者往往沉迷陶醉，莫辨虚实。关于此点，紫式部在其第二十五帖“萤”之中，曾借光源氏之口，有一段简短而精辟的说法：

所谓物语也者，初不必限于某人某事的实相记述，却是作者将他所见世态百相之好好坏坏，把那些屡见不嫌，屡闻不厌，希望传诸后世的种种细节，一吐为快地记留下来罢了。当然啦，当其欲褒扬之时，难免尽选其善者而书；当其欲求读者共鸣之际，则又不得不夸张渲染，使集众恶于一处。不过，大体说来，都是事出有据，绝少虚构的。再说，唐土的小说与我国的物语就有差异；而即使同属我国的作品，古今之间又有不同；虽然其间容有深浅之区别，却不可以一概认为全属假构。

她又使光源氏说：

正史的《日本纪》，不过只是略述其一端而已，还不如这些物语记叙得详尽委婉呢。

当时用汉文模仿中国的史籍所写的《日本纪》是男士的工作，而这种用和文书写的“物语”才是女性笔下的世相。从上引两段文字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紫式部对小说的价值的肯定，技巧的推崇，和作者属性的强调等诸观点；另外一方面，也不难觉察到她对男性笔下的所谓“正史”的讽刺意味了。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紫式部在当时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之下，则又有些话语不得不采用比较谦逊的口吻。例如在第二十三帖“初音”之中，于描绘“男踏歌”的歌舞欢乐场面之余，作者忽然现身，直接对读者说：“真恨这支拙笔，不能形容描绘尽呢。”在第二十一帖“少女”里，则又于叙述光源氏之子夕雾参加大学寮的考试场合，在论诗谈学问之后，插入这样的句子：

不过，只怕人家会讥诮我“妇道人家懂得什么”，故此只得略而不予记述。

但是，细心观察之下，紫式部所安排的这些自谦之语，并无碍于她畅谈男性社会的种种风流雅聚；甚至于弦外之音，颇带一些反讽的旨趣。有时，这类作者现身说法的笔调也被她极巧妙地运用作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现方式，造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当然，也因为在客观叙述之余，作者的适时出现，而时常予人以格外亲切之感。而这些“话本”所保留的笔调，或者正代表了当时“说话”者借之与听众互相沟通的一种痕迹也未可知。这种情形，也像极了宋人话本中常见的“看官听说”或“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一类的语调。

源氏物语》一书中，共有和歌七九五首。

所谓“和歌”，乃是日本的古典诗歌，以和文咏出。在奈良时代，又称为“倭歌”或“倭诗”，以别于当时并行于日本文坛的我国诗体“汉诗”。和歌的种类相当多。有长歌、短歌、片歌、旋头歌、佛足石歌等，长短形式各不相同。这种情形，就像我国的古典诗歌也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等不同的形式一样。不过，在《源氏物语》之中出现的和歌，则仅限于由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一音节所形成的短歌一种而已。

源氏物语》系用散文体书成，然而全书五十四帖(第四十一帖，有题无文)，其间篇幅虽有长短不齐的现象，而所含的和歌亦有多寡之别，却无一帖无有和歌。这种以散文叙事，而中间编织入和歌的形式，颇类我国唐代的变文、传奇，宋代的话本，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古典小说里散韵文配合的情形。

虽然我国的文物东传于日本为时甚早，而小说如张文成的《游仙窟》更在唐初即已传入日本，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受欢迎的读物(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已见提及《游仙窟》及受其影响之处。《源氏物语》中亦颇见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