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柬埔寨之前，我回了趟长沙看妈妈。

不知道要给她买什么礼物，于是就领着她去买了一棵树。

新房子交房已经两年多，一直都是妈妈在替我住。

就像所有勤俭持家的母亲一样，她对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爱惜得过了头，恨不得每样电器都盖一块布，看不得木地板上有一点儿灰尘。买沙发时附送了一堆多余的抱枕，尽管很占地方，严重影响了沙发的舒适度，但她还是舍不得扔掉。

我总觉得人不该活得这么局促，所以每次回家都会为这一类事情跟她发生争执，但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言辞过激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我好像一直到很晚才明白，一个人是很难改变另一个人的。

事实上，连自我革新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妈妈从来不动我书房里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张废纸，她也会等我自己回去决定扔不扔。

她不知道哪些书我看过，哪些书我没看过，以后还会不会看，她也不知道书柜最下面那几个纸盒里装着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什么。

她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我会留着一张破快递单，那一大堆旧明信片有什么用，还有那几颗小石头是哪儿来的……

这些貌似来历不明又毫无价值的东西，对于我的意义，从前没有人明白，往后也不必有人明白。

纸盒里有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从及时页到一页都写满了，字迹很潦草。

当年在菩提伽耶，陌生的僧人赠予我的菩提树叶就夹在这个本子里，它们没有变色，没有腐败，只是比我获得它们的时候更脆弱一点。

它们的静默，何尝不是岁月的证明。

这些年来，我搬过很多次家，丢弃过许多，遗失过许多，但这些东西始终跟随着我。

我拍下树叶的照片发给Jenny，这个曾经跟我一起走过最艰苦旅途的女生，她现在其实已经不叫Jenny 了，就连微信昵称也是Molly。

她向我解释过：“我换了工作，新公司里已经有一个女生叫Jenny 了，我就改了个英文名咯。”很不以为意的语气。

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叫她Jenny，也没想过要改口。

“你看，五年了。”我说。

她纠正我说，是六年。

这六年中，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她在武汉，结了婚，养了一只叫胖虎的猫，猫如其名——我从朋友圈的照片上都能看出来——的确是越来越胖。

我见过一次她先生，在他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2014 年夏天，我和Jenny 从京都飞回武汉，她男朋友开车去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去吃饭。一路上，Jenny 零零散散地数落他，他都不争辩，一直笑呵呵的，脾气很好的样子。

他们婚后第二年一起去美国度假，而同一时间里，我和笨笨在越南旅行。

在西贡，我吃河粉吃到想死的时候，收到Jenny 发来的一张食物的照片，卖相很差，看起来像浸在某种奇怪的蔬菜汁里的妙脆角。

她说：“这是饺子，35 美元，像一样。”

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抱怨吃太多河粉了。

我和Jenny 之间有种别人不能懂得的默契，我们无论去哪里旅行，和谁在一起，都会给对方发微信，絮絮叨叨，没有重点，也没有目的。

她从不问我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有什么打算，恋爱了吗，分手了吗，为什么没能在一起，她不问，只是会每隔一段时间问一句，作家，你今年打算去哪里玩？

六年前的印度之旅，让我们人生的某个段落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后来各自经历的所有旅程，仿佛都是从那里开始。

“一起去过印度还没闹掰的朋友，就可以一起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对Jenny 说的话，她转述给我的时候，我们都笑了一下。其实当年在旅途中我们也有过一些摩擦，也有过看对方很不顺眼的时候，也闹过好多次小别扭。

但在这一切过去之后，对于那一段旅程和她，我内心只有满满的感激：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缘跟任何一个朋友一起走一段这样的路了吧。

我们在机场分别，各自回各自的城市时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说是不舍吗，我又觉得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得多。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整理书柜里那几个纸盒，里面的东西我留下了一些，也扔掉一些，整合成了一个小纸箱。

“这些东西你不要了吗？”妈妈把书房里的纸篓拿出去倒垃圾的时候，问了我一句，“你不是一直当宝贝收着的吗。”

“不要啦。”

好像也该往前走了，是吧。

我把菩提叶子夹在手账里带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