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霍姆斯特德大罢工既然讲到了我们在制造业的投资，我不妨记录一下发生于1892年7月1日的那次罢工。当时我不在，去了苏格兰高地，我们的管理层和工人发生了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二十六年来，我一直积力于维护好我们与工人们的关系，并为取得了良好的劳资关系感到自豪。我首要的合伙人费普斯先生在给《纽约先驱报》的回复中对我作出了评价，我希望自己无愧于此。当时，有人指责我在霍姆斯特德罢工期间依然留在海外，而不是飞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们。费普斯先生于是在1904年1月30日的《纽约先驱报》上对此作出回应，信中说我总是尽量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即使那些要求非常不合理，因此有一两个合伙人并不希望我回来。即便不考虑与雇员建立朋友关系带来的回报，单从经济利益考虑，我也认为向那些尊重雇主、心情愉快而且满足的工人支付高工资，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随着贝塞麦平炉炼钢法和另外一些基础技术发明的出现，钢的生产经历了一次变革。以前使用的机器已经落伍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的公司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以重组和扩建霍姆斯特德的工厂。新的机械设备比老的增产大约60%的钢。218名以产钢量计工资的工人和我们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合同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使用了新机器，所以合同结束前，他们的收入增长了近60%。公司在制订新的工资分配方案时提出，公司和工人们平分这60%的增长。也就是说，工人们的收入会比过去增加30%，剩余的30%归还公司以补偿增加的开支。工人的工作不会比之前难很多，因为主要是改良后的机器来做这个工作。这种安排不仅公平合理，而且非常慷慨，在通常情况下怀抱感恩之心的工人都会接受这个方案。但是，公司当时正忙于为美国政府制造装甲，我们之前曾两次拒绝这个订单，而政府急需这些装备。此外，我们还有为芝加哥展览会供应材料的合同。工人中的一些领袖了解了这种情况，坚持要求获得全部60%的加薪，他们认为公司会被迫答应他们的要求。公司无法同意，也不应该同意，因为这就好像试着扼住某个人的咽喉说："乖乖地照我说的去做。"公司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要是我当时在国内，也不会屈服于这种不公平的勒索要求。在此之前，一切都算顺利。当与我们的工人有分歧时，我所遵循的政策是耐心等待，和他们讲道理，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从来不曾雇佣其他人来取代他们——从来没有。由于有三千位工人没有参与这次罢工，霍姆斯特德的主管确信他们能够管理工厂，并且急于除掉那218位组织了工会的工人。这些人拒绝接受其他部门的人员，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能加入他们的工会。我的合伙人们被工厂的主管误导了，而主管本人也被误导了。他刚从下属职位被提拔上来，没有处理这种实务的经验。少数工会成员不公正的要求，以及3000名非工会成员认为这些人不够公正的想法，很自然地让主管以为不会有麻烦，工人们会按照他们所保障的那样去做。在这3000人当中，有许多人有能力，而且希望代替那218人的位置，至少我收到的汇报是这样的。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人可能会说当时工厂就不应该开工。公司所能做的应该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工纠纷，你们必须自己内部解决。公司已经给了你们很慷慨的条件。在纠纷没有解决之前，工厂都不会开始运营。在此期间，你们的职位都会被保留。"或者，要是那位主管对3000名非工会工人说："如果你们愿意在不受保护的情况下继续生产，我没有意见。"那也会很好，因为这些工人就要承担其保护自己的责任，而那可是悬殊的3000人对218人啊。但是，当时人们觉得可行的办法是让警长带着卫兵来保护这几千人不受那几百人的欺负(我理解这是州政府官员们的预防措施)。那几百人中的工会领袖非常凶猛好斗，他们拥有枪支，足以震慑住这几千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确实如此。我想引用自己以前写下来的一个原则："我的主张是，公司应该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决心允许所有工人停止上工，与他们自由协商，耐心等待工人自己决定回来工作，而从不考虑雇用新人取代他们——永远不。"好的人，最的工人，是不需要满街找工作的。只有下等人才会游手好闲。只要是我们想要的工人，我们不会让他们失业，哪怕是在不景气的时期。招聘新手来操作一个现代钢厂的复杂机器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的管理层雇用了新人的做法，让几千名渴望工作的老工人不再那么积极地支持我们的政策，因为工人们向来就痛恨招聘新人代替老员工的做法。谁又能怪他们呢？但是，要是我当时在国内，我可能也会被说服，下令恢复开工，就像那位主管希望的那样，来试试我们的老员工们是否会像他们保障的那样开始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我的合伙人们及时次恢复生产时并没有雇用新人。相反，这次是应几千名老员工的请求恢复生产的，我回来后人们向我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的合伙人不应该受到任何责备，皆因他们只是在主管的建议下做了这次尝试。截至此时，我们并没有违背永远不雇用新员工、等待老员工回来工作这一原则。至于罢工者开枪打了警员后的第二次恢复开工，人们回头来看的时候也很容易说："要是能等到老工人们投票决定回来时再开工，那就好了。"但是同一时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带着8000名士兵控制了局面。混乱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行，直到两天之后才知晓这件事。这是我毕生遇到的对我伤害最深的一件事情。在我商海沉浮的职业生涯经受的各种伤害中，依然让我感觉痛苦的只有这次霍姆斯特德罢工。这是十分没有必要的。那些人做错了。由于有了新机器，新的工资条款下罢工者每天可以挣4美元到9美元，比使用旧机器时增加了30%。在苏格兰时，我接到了工会领袖的这封电报："仁慈的主人，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怎样做，我们一定会照做的。"电报内容非常感人，可惜太晚了。他们犯了错，工厂现在由州长掌控，已经太迟了。在国外时，许多了解这一事件的朋友们给我寄来了友善的信件，他们想象到我会很不开心。下面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写的一封信，我非常感激。亲爱的卡内基先生：很久以前，我和太太就已经表达了对您的感谢和最诚挚的祝贺。但是我没有忘记，您自己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并致力于倡导富人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使您遭受到了诋毁。我希望我能帮助您从记者的毁谤中解脱出来，他们写文章时常常过于草率、自负、吹毛求疵、满怀恶意、居心不良。我希望尽我所能做一点点事情，那就是我确信在认识您的人当中，没有人会因为大西洋隔岸那边发生的不幸事件(显然，我们并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降低对您慷慨的信心，也不会降低对您伟大而杰出工作的崇拜。目前，财富正像恶魔一样威胁着吞没人们的道德，而您以自身的言行为榜样，告诉恶魔他的企图不会得逞。我本人向您表示感谢。相信我。您忠实的W.E.格莱斯顿我在此引用这封信以证明格莱斯顿先生宽广的胸怀和富于同情心的品格，这是一个朝气勃勃、悲悯所有值得同情之事的人，他对那不勒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其他遭受不幸的朋友都表现出了这种同情。当然，普罗大众并不知道我当时身处苏格兰，对于霍姆斯特德工厂最初发生的事并不知晓。在我控股的工厂里，一些工人被杀了，这就足以让我的名字在好几年时间里沦为话柄。不过，后来我终于洗脱了罪名。参议员汉纳当时是全国民权联合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组织，对劳资双方都能施加良性影响。尊敬的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担任该联合会的副主席，他邀请我到其府上就餐，与联合会的官员们见面。在约定的日期前，我的终生挚友、我们在克利夫兰曾经的经纪人马克·汉纳主席突然去世了。我如约赴宴。宴会接近尾声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问题已经被考虑过了。他要报告的是，每一个回复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来接任。在场的几位工人领袖也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斯特劳斯先生的说法。此事使我感觉既意外，又感激。我觉得自己理应受到工人们的厚爱。我知道自己对工人抱有十分热忱的同情心，并且深受自己工厂工人们的敬慕。然而，由于霍姆斯特德骚乱，全国各地对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在公众看来，卡内基的工厂就是剥削工人们正当收入的企业。我站起来，向参加宴会的官员们解释为什么我无法接受这份荣誉，因为炎夏里我会离开避暑，而联合会的主席必须一年四季都身在其位，一旦发生冲突能够立刻出面解决。我对此感到非常尴尬，但是我设法让所有人理解，这一提议是我接受过的较高的敬意，对我受伤的心灵来说是一剂安慰。，我表示如果大家选我进入执委会，接替我去世朋友的位置，我会非常乐意接受。大家果真一致投票选我来接替这个位子。至此，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工人们并没有普遍认为我对那次骚乱和被杀害工人负有责任。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证明了我的清白。他读了我早期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并且经常向工人们提到我说过的这些话。联合工会的两位领袖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即来自匹兹堡的怀特和谢弗先生，他们急切地想告诉董事会的工友们我在劳工问题上的良好记录，他们真的做到了。此后，工人和他们的太太们曾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楼为我举行过一次欢迎集会，我在会上做了一次发自肺腑的讲话。我永远记得的一句话是，资本、工人和雇主就像是一只三条腿的板凳，没有地位高低之分，都是不可或缺的。演讲结束后，大家热情地与我握手，一切又和谐美好起来了。我和工人及其家属们重归于好了，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卸下了。虽然事情发生时我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但这对我来说还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的朋友、罗格斯大学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讲述了一件与霍姆斯特德罢工有关的事情：1900年春天，我从加利福尼亚湾的瓜伊马斯前往拉诺利亚弗德一个朋友的农场，打算在索诺拉山区进行为期一周的狩猎。这个农场非常偏远，我原本以为只会遇到几个墨西哥人和许多亚基印第安人，但是非常意外的是，我遇到了一个讲英语的美国人。我不久就了解了他来这里的原因，因为他在这里很孤独，非常希望和人讲话。他叫麦克卢基，到1892年为止，他一直是霍姆斯特德卡内基钢厂的一位熟手机械工。他被认为是一个"好手"工人，薪资丰厚，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住所和可观的财产。此外，他备受当地同行的尊敬，被推选为霍姆斯特德的镇长。在1892年的大罢工中，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罢工工人这一边，并且以镇长的身份命令逮捕乘船来到霍姆斯特德的平克顿私家侦探们，后者到来的目的是保护工厂和维持秩序。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有正当的理由。他向我解释说，那些侦探作为武装力量进攻他的辖区，他有权逮捕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一命令引发了流血事件，双方冲突升级。当然，这次罢工事件的经过已经众所周知了，罢工者被打败了。至于麦克卢基，他被以谋杀、骚乱、叛变罪名起诉，是否还有其他罪名我就不知道了。他被迫逃离美国，身体受了伤，还要忍饥挨饿，躲避执法人员的追捕，被迫躲了起来，直到风头过后才敢出来。接着他发现，他已经被美国的钢铁企业列入了黑名单，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没有钱了，致命一击是他的妻子去世了，家庭破碎了。在饱经沧桑之后，他决定去墨西哥。我遇到他时，他正试着在拉诺利亚弗德15英里外的煤矿谋份差事。不过，对于墨西哥人来说，他是一个太过于的机械工了，而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的、没有技术的苦力。他找不到事情做，口袋空空，他真的只剩下一个铜板了。在他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我很自然地为他感到难过，尤其因为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而且对自己的苦难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抱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先生，并且在霍姆斯特德罢工发生后不久，还在苏格兰的克鲁尼见过卡内基先生。我也没有告诉他，我从卡内基先生那里听到了另一方对事件的陈述。不过，麦克卢基并没有指责过卡内基先生，而是多次跟我说如果当时安迪在场，绝不会出现那样的麻烦。他似乎认为"那些男孩们"与安迪相处得很好，但是与他的一些合伙人就处得不怎么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一星期，傍晚时分经常能见到麦克卢基。离开那里后，我直接去了亚利桑那的图森，并且在那里给卡内基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向他讲述了我与麦克卢基的会面。我还告诉他，我对这个人的遭遇感到很遗憾，我认为他受到了非常不好的待遇。卡内基先生立即回信，在信纸的边缘他用铅笔写道："麦克卢基想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但是不要提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提出愿意资助他，但是没有提到数目，只是表明将足够让他恢复良好的财务状况。他拒绝了，说他将通过自己的奋斗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我不由得很钦佩他这种精神。我记得后来我向一个朋友，索诺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J.A.诺格尔先生提起过他。麦克卢基在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打井的差事，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一年后，也可能在当年的秋天，我再次在瓜伊马斯遇到他，当时他正在指挥修理铁轨生产车间的机器。他的境况改善了很多，看起来很开心，另一样令他满意的是，他还娶了一位墨西哥的太太。既然他的生活已经重新走上正轨，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次资助提议的真相，让他不要对那些被迫与他为敌的人有不公正的看法。于是在我离开前，我对他说："麦克卢基，我现在想让你知道，我提出要给你的不是我自己的钱，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钱。是他提出要给你钱，只是通过我提出来罢了。"麦克卢基非常吃惊，他能说的只是："哦，该死的安迪还是很善良的，对吧？"我宁可冒险用麦克卢基的这句话作为我进入天堂的通行证，而不是人类创造的任何神学教义。我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好人。据说当时他在霍姆斯特德拥有价值3万美元的财产。因为他是镇长，还是霍姆斯特德工人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枪击警察事件后被追捕。他必须逃走，舍弃在那里的一切。这个故事纸媒发表出来后，报纸上出现了下面一篇幽默小品文，缘由是我曾经声明，最希望用麦克卢基那句话作我的墓志铭，因为它证明我曾经对我们的一个工人非常仁爱："顺便说说"——桑迪评安迪唉！你们有没有听说安迪希望在墓碑上刻什么？当他钱财散尽，必死无疑时！他不要卖家准备好的圣经名句，而是这句没有宗教意义的话——"该死的安迪还是很善良的！"这个苏格兰好人嘲笑那些奉承的墓志铭，这些名句很常见，本不该成为笑柄。然而，要是他捐赠了所有财富，嘿，那他真是了不起，我们就会承认他确实如此，因为"该死的安迪还是很善良的！"不要忘了"该死"俩字，因为安迪也不愿意弱化这俩字；他不会玩文字游戏，也不会强词夺理。他坦诚、直率——他就是"那个该死的善良的安迪！"因此他离世时，我们会遵从他的意愿；我们会在他的墓碑，他的棺材盖刻上："腰缠万贯去见上帝是种耻辱。"当然我叫桑迪。他不会在巨富中死去——这个"该死的安迪还是很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