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放空自我，留住本真

自从出版了《我用一生去寻找》这本书后，总有人问我，你在寻找什么？找到了没有？

我到底在寻找着什么？ 2008 年6 月，因为SOHO 中国基金会准备在甘肃灾区建学校，我们几个人去实地了解情况，我又回到了老家天水。此行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童年。

童年的我生活在偏僻的大山里，没有电，没有电灯，没有各种电动机旋转带来的噪音。宁静，是这座小山村的特点。这个小山村坐落在渭河边上，渭河对面的小镇在我小时候就通了电，夜晚远远望去有星星点点的电灯发出的光。多少个夜晚除了数天上的星星，听妈妈讲月亮的故事，还可以隔河看到对面小镇的灯光。

偶尔去一趟县城，最吸引我的也是灯光，灯光是城市和乡村较大的区别。灯光把县城的夜晚照得和白天一样，没有了黑暗带来的恐惧。受光的吸引，我心中一直盼望着电能够早24小时通到我们的山村，盼望着光明早24小时来到我们的村子。

今天，村里早通上电了，电灯亮了，各种电动机带着各种频率的噪音在不停地旋转。听村里的人说，宝鸡到天水的高速公路2009 年已开通了，高速公路从我家门口经过，偏僻的山村也不再偏僻了。

我的祖先们要走出大山很不容易，那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秦岭山脉，火车要穿越上百个山洞才能出来。我们这里的人们最向往的是陕西“八百里秦川”，我十五岁那年穿过秦岭走到西安西边的宝鸡时，一眼望去，没有大山遮挡的开阔视野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八百里秦川”是富裕、开阔、知识、文明的象征。家里的亲人鼓励我走出山坳坳里的小天地，到山外面更广阔的地方去，我艰难地走出来了，去寻找着亲人们和自己的梦想。一直在走，一直在寻找，走出了秦岭山脉，走进了陕西的“八百里秦川”，走进了大都市北京。然后又走过了亚洲的一些国家，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用上苍在基因中赋予我们的方向和目标，用好奇的目光在世界各地不断寻找，寻找知识、文明、财富。寻找到了许多，但也有许多没有找到，寻找还在继续。

受知识之光、智慧之光、美之光的吸引，发现我寻找的东西就在自己的心里。但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只觉得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意识和感觉，以前它与我若即若离，现在虽然触手可及，摸得到，感受得着，却说不出，暂且称其为“真理”吧。

而且，这个“心里”和自己还不是一回事，甚至是两个世界。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在人生路上追求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了、找到了正义、找到了创造力，这时候其实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如果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膨胀，就觉得他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是真理的化身、是正义的化身，就非常危险了。我感觉这个东西就像彼岸，需要不断去追寻，却不能到达，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彼岸的消失，真理的破灭，攥在手里的，只是你自己的狂妄。

因此，虽然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真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智慧、是创造力、是公平和正义——这些只是我思想的感觉，可能我想的和感觉到的东西不是这三个名词涵盖得了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追求到了多少，最重要的是它的源泉不在我的身上。任何一个追寻的人，不光是我，都要像竹子一样，变成空心的，才能够让创造力、让智慧、让公平和正义等这些力量从自己的身上穿过，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于是我开始放空自己，反省自己，回味自己，我看到了儿时纯洁的梦想和记忆，看到了年轻时曾经躁动不安的内心，看到了迷茫时呆滞的眼神、探讨时与朋友的高谈阔论，我仿佛还看到了世界最初的本真，科学、宗教与艺术的年轮，看到了世上潜在的暗流翻滚……

虽然不能阐释，但我可以记录，就像当年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激情与抱负一样——那是我们共同思索的产物，这次，则是我心里的本真。

要幸福

我跟张欣称得上“闪婚”，当时外人看来不搭调的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好在我们之间还有爱，虽然初期因为价值观的冲突一度令婚姻陷入绝境，但她的忍让帮我们挺了过来。经历了许多事情后，现在，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向一致。

闪婚

我和张欣两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出生地、成长环境来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是从中国的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阶层。她是在北京出生的，整个经历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而且她整个受教育、工作的背景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端、精英层的——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在华尔街工作……

这么两个在外人看来不搭调的人，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外人看来几乎形同儿戏。所以当我们俩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张欣那边的朋友非常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她们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文化背景、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人价值观跟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他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她有几个朋友说，你们的婚姻最多维持半年的时间，因为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避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就是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分歧。我觉得对的事情她则觉得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认为干净的事情她则觉得非常脏。我们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要结婚了，我们商量着说买点家具吧。那时候家具市场很小，我们去的是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家具展。逛家具展的时候，我觉得家具花花绿绿的很时尚。她看完以后说不行。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买个大红大绿的多喜庆，她说这个家具不好。我当时在万通工作，特别忙，能抽出时间买家具都很不容易，但转了一上午却没买到我们都满意的家具。按照我的审美观，我无法理解这些家具为什么张欣接受不了，我说我这乡下人在北京城里面买到家具不是挺好的吗？她却断然说不行。

没买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准备离开军事博物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饮料卖，在军事博物馆门口有个推着板车卖葡萄的老大爷，我们都渴了，我建议买些葡萄解渴，那葡萄摊上苍蝇特别多，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近苍蝇“嗡”地飞走了。结果张欣说葡萄也不买了，我说这不是挺好的葡萄吗？

我说你看要买结婚家具，家具没买成；渴了说买葡萄，葡萄也没买成。这时她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赶紧安慰她。她哭着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北京城里面苍蝇多，乡下县城里面苍蝇更多，在我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婚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买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面很古旧的穿衣镜，还是她从香港家里托运过来的。我们就买了个床垫放着，一直没有自己的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只从香港买了几盏灯，而床、柜子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买。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洗热水澡，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24小时热水，都是用煤气罐烧热水，煤气灶经常熄火，我觉得在北京生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觉得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如同炼狱。因为她原来一直在香港，包括在英国读书，在这些地方生活得都比北京好，到北京来了以后，还一直咳嗽。基本上从我跟她认识，一直咳嗽到2011年。她一直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2012年夏天我们到美国去，让美国医生做了化验，化验之后说是过敏，是胃里面的某种气体刺激嗓子造成的过敏，尤其是吃薄荷之类的东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气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天天怕外面污染，就在自己家里面用花盆种薄荷，我们吃新鲜的薄荷，用新鲜的薄荷沏茶喝，所以一吃薄荷类的东西就咳嗽。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们说这个很简单，只要吃一点药，不要让这种气向上刺激嗓子就不咳嗽，终于在十年后治愈了咳嗽的问题。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疾病。

冲突至绝望

我们俩从刚认识开始，反差就非常大，矛盾也很突出。大概在我们结婚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处在了几乎分手的状态，她因此远走他乡，去了英国。

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我治理公司的方式是对的，我原来的公司办得挺好，因为当时其他合伙人从来不参与管理，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管理公司就是我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给每一个人布置的事情都很具体，然后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别问为什么，去执行即可。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特别明确，时间也很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当时公司连10个人都不到，她强调让公司这些人都坐下来，每个人都得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西方的管理思维里特别强调要说不一样的观点。她觉得如果像国内开会那样，上面领导讲一句话，下面所有人都说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些人坐在一起，天天不干活，就在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都得反复地讨论，讨论得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这不是办公司的样子，办公司是一个人想清楚了，说给别人去执行就可以了。办公司跟治理国家是两回事，治理国家要民主，办公司就得独裁。她始终特别反对这一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探讨，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我说公司里面这样探讨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谈任何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质量的标准也不一样。最终导致双方的崩溃，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她只身一人去了英国，在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很舒适，有几个朋友带她到苏格兰去打了一个多月猎。我那个时候觉得心里面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陷入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思。其实我对主流的思想并不顺从，那个时候觉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思想这些离我们非常远，想让这些思想打动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非常困难。可是又没有别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就又翻开佛经看。在佛经里面也寻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看到了禅宗。禅宗里面没有多少经文，都是故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个故事都是反逻辑的。佛教的一些大师对禅宗存有偏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然而恰恰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比较受用，随后，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有价值的时光。京都这个城市有点像中国的西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的人非常谦和礼貌，一路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快80岁的老人，做事情非常认真，包括吃的食物。

京都有个二条城，对日本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的故宫。我在二条城看到，人们脱了鞋，安安静静坐着，没有烧香，没有拜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坐两个小时。前面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园子，墙很低，破破烂烂的。后面的院子里面有泉水，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在从那里取水喝。从二条城出来以后，我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应是简简单单的，如果掺杂进太多外在的东西，比如烧香、献花，反而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美好、这种爱、这种感动都冲淡了。

在京都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我们俩的关系仍没什么改善，我对婚姻基本上都绝望了。有24小时她从英国打电话过来，她说她读书、工作都在英国的环境中，那里确实是她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我，她就不可能到中国来，就跟中国没有任何的牵挂，言语之中透露出她还是想回到中国的意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还是回来吧，然后她就回来了。回来后她说再不跟你闹矛盾了，公司的事情你管吧，我就负责管理家里的事。这一次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张欣打开了我的视野

婚姻危机过去了，我们俩办的SOHO中国公司的业务仍没有什么起色，她退出后，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伙伴寻找工作，慢慢地，公司的业绩有了明显的进步，真正要建房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了。所以等到张欣生完及时个孩子之后，我们俩又开始在一起共事。及时个项目做的就是现代城。

现代城这个项目是按照张欣的价值观做的及时个住宅，上市以后，行业和市场上的争议非常大。多种批评涌向我们，有人说你们选的门的把手都是直的，跟工业化的东西一样。把手都有曲线，你们选的把手怎么这么难看。

张欣说建房子的时候，一般中国常用的落地式的玻璃，不要窗台，有些人也接受不了，有个老太太上来收房的时候，往下一看，吓了一跳，这样高的楼，前面一米她不敢去。老太太拽着我，说她害怕，吵着要退钱。

我们现代城的房子没有用花岗岩、大理石、亮面不锈钢等光洁度较亮的材料，而是用的青石板和一些亚光不锈钢等产品。有一个小伙子责问我，说你不选高级材料，选青石板做材料，你见没见过真正的豪宅，去没去过香港啊？批评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和任志强还不认识，他批评得最厉害。他通过媒体、写信批评我们。最长的一封信是一万两千字。但是我们坚持一步步做，一直做到现在，任志强也不再批评我们了。

我们夫妻俩的合作中，张欣充当的角色是一个新概念引进者，及时步她把国外新东西带进来，第二步她把全世界最的建筑师带到中国来、带到北京来。

最初的时候，我也觉得张欣设计、建造的东西跟我的价值观并不一致。后来我们不断地出国学习，每年基本上都出国两次，及时次是夏天，第二次就是圣诞节前后。我们不断研究国际的建筑，研究别人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这对我来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跟张欣的结合，无论是组建一个家庭还是创办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她打开了我的国际化视野，就像打开一扇门一样。

我现在想，如果没有我跟张欣的结合，我可能也会到国外去参观，但很难深入到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里面去，或许只是以一个游客的方式去看一看名胜，去参观参观，见一见人，可是对西方人真正的价值观，他们所崇尚的东西，包括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的标准，是很难有深入理解的。就这样在慢慢的相处中，我们的价值观逐渐趋于一致。

有一段时间，张欣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她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国际顾问，还成了美国外交协会的理事。美国的外交协会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中国的外交协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外交协会是一战时期成立的。一战的时候还没有美国的国务卿，组织机构设置也没有国务院，所以对外政策都是由美国外交协会制定的，它的理事都是退下来的国务卿、退下来的财政部部长等这样一批人。2012年她还成为哈佛顾问委员会成员，这对我们的家庭、对我、对我们公司的国际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007年对SOHO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成为了上市公司。上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融到一笔钱，其真正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公司变成了一家开放的公司，我们上市IPO的时候融了19亿美金，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取得了境外利率较低的25亿美金债券，这样强大的资金后盾，为SOHO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而且，我们也实现了跟世界上各类资源的整合，比如工厂、设计师等国际资源。

教育的烦恼

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又开始显现出来。实际上，张欣常常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要上中国的学校、参加中国的高考、受中国的教育，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国际化一些，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这是两种路子。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还是从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这两种路子的条件我们都具备。在这两种道路的选择中，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世界是人类一体的世界，无国界的世界，不要太区分中国和外国，甚至不要太区分东方还是西方。从这个世界的本质来看，并无大的差异，所以我认为孩子受国际化的教育是选择。

欣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一定的偏离，我觉得可能是人们缺什么就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所以特别向往西方的教育。而张欣从小受西方教育，反而向往中国的本土教育。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大了以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之间组建家庭、通婚再生孩子，国界、洲界很快就会消弭。

张欣一开始不同意我的观点，坚持让孩子上国内学校。我也没跟她争，只是甩手让她去办孩子上学的事。其实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了她的观点。对于国内学校，我比她熟悉，办起事来会顺利很多，但我让她自己去办，让她感受一下国内学校的氛围。结果她一连去了几个国内学校，回来很失望。学校都是强调钱，却鲜有谈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孩子还是被送到国际学校去了。

我们周围很多家长都选择先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申请美国学校，结果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会遭遇文化冲突的困扰，接受新文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一开始就读国际学校的孩子。我们的小孩在升学过程中就特别容易，面试也好、考试也好都很顺利。朋友的孩子读的都是中国好的学校，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是法国国籍上了法国的学校，法国学校跟英文世界也不接轨，现在小孩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合与接轨的压力。

我觉得未来是人类一体的社会，英语还会像今天一样是国际主流沟通语言，整个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建立在英文这个知识体系上，因此，我们不要让小孩走过多的弯路。

此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贯彻了自己的思想进去，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而诚实是美德的基础。现在孩子们在这点上做得不错。比如有时候晚上上网睡觉比较晚了，他都不会撒谎说提前睡。孩子小的时候，处于青春期时不懂事，叛逆，会比较难管理些，平时要多跟他们沟通，鼓励他们说真话。只要说真话、诚实，他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纠正、可以弥补的。必须要让诚实在他们的心中扎根。

要有光

没有怎么给张欣买过礼物。我买的话，她不一定喜欢，她喜欢的就会自己去买。我买东西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过完圣诞节之后，所有衣服的价格、东西的价格打五折。圣诞节之前，按照西方的习惯买个小礼物，互相之间送一送。国外的圣诞节的礼物，你就买一个小小的香皂，不见得多贵，主要是心意，礼物贵还是便宜并不重要。

我不是个浪漫的人，没有送礼物的习惯，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送礼物、写卡片给爱人，表达爱意。这可能和我生活的背景有关。我觉得送花、送礼物，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任志强却比较注重花和礼物，尤其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你要送他礼物他会非常开心。我则无所谓，并不在意谁送东西、谁不送东西，也没有刻意给张欣制造浪漫。

但还是有许多事能把我和张欣吸引在一起，比如我和她常常探讨比较一致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看法一致的事，就是美国的大选。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关联，我们一起讨论美国的两党竞选，非常有兴致。中国开会大都是死气沉沉的，永远提不起兴趣。美国大选有激烈的辩论，也有激昂的演讲。前两天，她在饭桌上讲对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的感触，我抽空看了看他的演讲视频，就理解了为什么奥巴马的讲话能让张欣感动，那里面有我们关注的平等，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家，国家有尊严，国家的人要有尊严，不能有歧视，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每年我们都会抽出时间到最偏僻的农村，去给幼儿园的小孩和三年级以下孩子普及美德教育。并不是我们出钱给别人去做，而是我们要亲自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那些村子开汽车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县城。我觉得我们帮这些留守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东西。

张欣是公益组织Teach For China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她这个项目是把两个美国的大学生和两个中国的大学生送到中国最偏僻的学校里面做两年老师，然后再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通过这些事情，我发现了张欣身上很多可爱的地方，看到了她的爱心，觉得她真是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我心中常常想，如果对方是一个特别爱占便宜、自私、贪得无厌的人，你永远不会爱起来，而你要看到她身上发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才能够被吸引。这或许也是我幸福的光。

在我的经历中，能够吸引我的女性大多是快乐的人，或者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能让死气沉沉的山村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有些知识青年很调皮，有的偷鸡摸狗，有的打架斗殴，只有其中一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她整天都很开心，从来也不嫌农村脏，毫无条件地帮助每一个人，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令人难忘。所以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还是跟他身上的性格、品德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