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铁路边长大的孩子

时间回到1928年，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奂则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第三个儿子诞生了。

是一个战乱、贫瘠和屈辱的年代。

这一年，正式恢复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年，、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年，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奉系军阀乘坐的火车专列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的铁桥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日本工兵引爆预埋的炸药，张重伤，抬回后气绝身亡，至此，统治民国16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束。

根据褚家家谱记载，褚时健祖籍在河南，清朝咸丰年间，褚时健的祖辈戍边来到云南陆良天生桥，后来迁到宁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华宁县禄丰乡的大黑者村。再后来，褚家迁到南盘江边的奂则村。

按辈分，这个刚刚诞生的褚姓农民家庭的儿子是"时"字辈，由于他的两个哥哥已先后夭折，父母只希望他一生能健健康康地成长，于是给他取名为"时健"。

在战乱年代里，连年的厄运，让本就没多少文化的父母多少有些迷信起来。在听从了一个阴阳先生的建议后，褚时健刚出生不久就跟随父母搬离了祖宅，选了一处人烟稀少的铁路边安家落户。

褚时健的童年，就是伴随着铁路和火车的鸣笛长大的。

这段铁路，就是当时鼎鼎有名的"滇越铁路"。

历史回溯到1884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85年，清政府又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同意勘定中越边界以及进一步确定了法国在中国广西、云南的通商特权。法国人的手终于伸到了中国。

既然要"通商"，就要有通商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越南与中国的交往，一直是通过东部的海防、北勘等海路以及东北部的四江、谅山等陆路进入中国广西再向中国内部延伸——这段路山势较为平缓，从河内到中国广西首府只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至于与中国云南的交往，则可以从海防红河口上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经老街进入中国境内，再继续前行100公里到达蛮耗口岸，上岸后沿着"中越古道"经个旧、建水、通海、玉溪到达云南昆明，路程至少有一千多公里。这条通道，在越南境内基本是水路，然而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就是陆路，而且山高河急、具有危险，一路下来，苦不堪言，相比起广西路段更为艰难、坎坷、遥远得多。

然而，法国人偏偏就看中了这条通道。

究其原因，一是云南的自然资源比起广西要更为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如锡、铜、锌等在亚洲都是首屈一指，这些金属矿产恰恰是法国所急切需要的；二是云南在中国地处边疆，与中国内地距离相对较为遥远，且与内地只能靠人背马驮交往，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不便，法国如若得手，既能控制云南的局势又能让中国政府无可奈何；三是云南气候宜和、冬暖夏凉，除冬季外，与法国气候十分相像，不似越南那样炎热难耐，是最为理想的避暑胜地。

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后，法国人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技术，是可以修筑一条通往云南的铁路的。等这条铁路修成后，法国人就掌握了中国云南的经济命脉。继而可以取得云南的实际控制权，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区扩张，即便为此与中国当局交恶，也能依托越南而无所顾忌。于是，法国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修筑铁路的事情，并将这条铁路取名为"滇越铁路"。

滇越铁路，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云南(简称"滇")至越南(简称"越")的专线铁路。它的起(终)点是越南海港城市海防，终(起)点是云南首府昆明(清称云南府)，由当时的法国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筹建，铁路轨距为一米，俗称"米轨"。

滇越铁路工程巨大，被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列的"世界三大工程奇迹"而享誉世界。铁路沿线所有车站、桥梁、转运等场所的设施，均在法国制造后海运到越南，再人背马驮运送到云南现场拼接安装，基本毫厘未差，可见当时修路勘查的高度和制造技术的高度精细。

让法国始料不及的是，滇越铁路刚开通不久，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对西方列强俯首帖耳的清王朝被推翻后，法国在中国的扩张政策也有所收敛，再加上及时次世界大战大伤了元气，法国已无暇顾及对中国云南的控制和扩张，只能靠铁路运输的垄断来获取单纯的经济利益。

滇越铁路昆河线的起点站是中国云南省的省会昆明，途经昆明(盘龙、官渡、呈贡、宜良)、玉溪(澄江、华宁)、红河(弥勒、建水、开远、蒙自、屏边、河口)三个地区12个县区，经过昆明、宜良、盘溪、开远、草坝、蒙自等几个高原坝子，经过南盘江、南溪河两大山地河谷，经过滇池、阳宗海等湖泊，至于沿途的高山峻岭、悬崖险坡更是数不胜数。

"船形的车厢，蛇行的路轨，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孩童时代，褚时健就对这样的顺口溜记忆深刻。由于弯多坡陡，火车时速基本控制在20-30公里，当地人又为它编了一句打油诗："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经过家乡的铁路一直由法国人经营，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褚时健每天上学、放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这也直接触动了年幼的褚时健，"一定要有文化、懂技术才行。"

童年的时光总是那么无忧无虑。童年的褚时健，喜欢把耳朵贴在铁轨上，仔细倾听火车由远而近带来的震动的变化；喜欢爬上高高的山坡，看火车从远远的轨道驶来，钻进隧道，钻出隧道；喜欢听火车那悠长而韵味十足的汽笛。

褚时健的童年，也是伴着南盘江清澈的河水长大的。

南盘江，是珠江流域干流西江干流河段，是珠江的源头河段，1985年被确定为"珠江源"。西江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以上称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共同构成西江上游。南盘江，古代称温水或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乌蒙山余脉马雄山东麓。自珠江源至北盘江汇合口，即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双江口，全长914公里，河道平均坡降为1.74‰，流域面积为56809平方公里。其中广西境内5548平方公里，贵州境内7713平方公里，云南境内43548平方公里。

南盘江出源头后，由北往南流经云南省沾益、曲靖，至陆良上折西流，至宜良上折南流，至开源折东北流，至八大河(清水江口)南岸进入广西境，至三江口(黄泥河汇口)北岸进入贵州后折东南流，至仓梗折东北流，至天生桥复折东南流，至百口折东北流，至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双江口纳入北盘江，称红水河。天气晴好的夏天，褚时健会跟周围的伙伴一起，光着膀子到小溪里去摸鱼。把水给搅浑了，鱼为了呼吸到新鲜空气，全都浮在了水面上。

每当放学之后，褚时健就把书包和衣服盘在头上，光着身子，下水摸鱼，从小就学会了一身捕鱼的好技巧。大自然用她富饶的物产，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敞开胸怀。多年以后，当整个村子里都没有了吃的，褚时健依然能填饱肚子，他的绝活儿就是下河摸鱼。这也让他从小就了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云南的日照强，成天在河里摸爬滚打的褚时健，从小就特别黑。他自己也承认，"的确比别的孩子更黑一些"。2013年11月，笔者见到他的及时印象就是：面孔特别黑。起初笔者还以为他年老身体不太健康所致，在后来的交谈中才知道，"黑"是他从小就有的特征之一。

华宁县是汉族和彝族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高原地带。褚时健生来就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曲，双眼皮，浓眉大眼，眼球为浅褐色，手指粗而短，手掌厚实，体格高大健壮，这或许跟褚时健的奶奶是南盘江对面弥勒西山上地地道道的彝族妇女有关，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汉族和彝族的血液。

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就成了父母的好帮手。他下河摸鱼，上山打猎，跟着大人们学酿酒。父亲是个酿酒的好手，家里有半间酒坊，每年酿3个月的酒，能够挣足他一年的学费。放粮、蒸煮、搅拌、捞渣、接漏……对于酿酒的每一道工序，褚时健都会。酿酒需要700多斤粮，1000多斤燃料，则全靠他一人打理。

繁重的农活，让他养成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的习惯。这习惯一直伴随到今天。2013年11月，笔者在褚时健的果园与果农们聊天，果农郭振福讲了一个故事：2013年10月的24小时，早上7点多钟，他还在睡梦中，就被人叫醒，匆忙起床开门一看，褚时健的车停在门外，褚时健摇下车窗，笑着向他嘱咐：要采果了，做好人手准备。这时候，郭振福才知道，老板今天凌晨4点钟就从玉溪出发了。对于一个已经86岁的老人，还如此拼命，郭振福每每谈及此事，都感动不已。

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褚时健小时候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后来考上了昆明一家中学。1945年，褚时健17岁那年，中国抗战结束，本以为从此可以结束战乱进入和平年代，潜心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然而时代造化弄人，抗战刚结束，国共内战就爆发了。"反对，打倒，人人有饭吃"的口号在校园里广为传播，褚时健再也无心读书了。

1949年，正是黎明前的黑夜，褚时健刚读到高一，就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14团的一名战士。

第2节战火浴

据史料记载，1945年初期，各路游击队处于建立时期，规模和兵力比较弱小，生存环境也比较恶劣。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盘踞在地方的军阀，游击队只能避其锋芒。游击队大多在深山和偏僻的地方安营扎寨，内陆的抗日游击战是他们好的教材和典范。只是北方的游击战多在一地一域，而南方的边纵游击队却跨域较大，他们在西南边陲和几个省之间穿梭。当时的西南各地都有游击队的身影，有他们发动、宣传群众的声音，不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甚至有许多队员自身就是少数民族。

1946年内战爆发，西南地区相继成立了各路游击队，它们是解放军的补充力量，同样是解放军的地方武装之一。褚时健参加了云南边纵游击队，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据褚时健回忆，他们的装束和解放军差别不大，同样是红五星的帽徽，只是帽子有些如同红军的八角帽，而非解放帽，穿着游击队的制服，没有解放军的胸牌。

那时候的褚时健，正是热血青年。上万名西南边陲的进步青年走上解放之路，参加了各路边纵游击队。1947年6月6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首先在宣威的板桥发动武装起义，揭开了云南各族人民游击战争的序幕，建立起滇黔边区及时支游击队——"六六分队"。

1947年7月，武工队又胜利地领导了陆良起义，建立了陆良游击队。12月，又发动了路南圭山、弥勒西山的起义。同年底，罗平中山乡地下党已掌握了一支约800人的地下武装力量。与此同时，1947年7月，粤桂边工委书记周楠接收了左右江的党组织关系。10月，粤桂边工委率原广东南路一团进入靖西、镇边地区，准备在靖镇地区立足后，挺进右江，以右江为中心，建立滇桂黔边区根据地。11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粤佳边工委改称桂滇边工委，转向桂滇边发展。

1948年初，又奉命转移至云南。同年1月中旬，朱家璧、张子斋等同志奉命从缅甸回国进入云南，决定在全省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12月27日，总司令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等3个南方边区纵队的命令。1949年春，桂滇边工委和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以统一领导云南、桂西和黔西南边区党的组织、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

为此，桂滇边工委和云南省工委于1949年7月19日，在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的小学校内，召开合并扩大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后正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任命庄田为司令员，朱家璧为副司令员，林李明为政委，郑伯克为副政委，黄景文为参谋长，张子斋为政治部主任。并决定将战斗在云南的游击队和黔西南的游击队分别编为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四支队、罗盘支队、六支队、七支队、八支队、九支队、十支队、独立一团和独立二团，将桂西的游击队编为左江支队和右江支队，共12个支队和2个独立团，同时任命了各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这次会议还确立了"边纵"军事工作的总方针，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下基础，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与提高主力部队，巩固与扩大解放区，坚持消灭并阻击残敌，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解放全境。同时集中力量迅速把滇东南和滇西南游击区连成一片；在滇西和滇东北，放手大发展；在滇中和滇北，积极发展，择机大搞；在昆明加紧地下活动，加强联系，准备接收工作；在桂西放手发展，打下群众基础；在黔西南发动小部队或武工队活动，奠定初步基础；以实现在半年内解放四五十个县。

"边纵"成立后，先后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成功地进行了反"围剿"武装斗争，参与了昆明保卫战和滇南战役等数十次战斗，为解放云南全境、桂西和黔西南地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反"围剿"斗争的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大举向西南进军，亲临重庆指挥构筑西南防线，调集滇黔川3省6个军的兵力，对"边纵"进行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边纵"。从9月中旬开始，"边纵"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及时支队在纵队司令员庄田等的率领下，南下开广地区，打通滇桂边境通道，迎接南下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第二支队在弥泸地区苦战3个月，歼敌近1000人，打退敌军4个团的联合进攻；第三支队向滇桂边出击，粉碎了贵州保安团的进攻，全歼敌保安团1个营，解放两个县城；第四支队在开广地区打退敌161师和地霸的联合进攻，继续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第六支队在滇东北打击从黔西向滇东北进攻的敌89军，并阻击从川黔入滇的敌第8军；第七支队迂回保山，破坏了滇缅公路上跨越澜沧江、怒江的功果桥和惠通桥，切断敌军逃往缅甸的通道；第八支队在滇西机动作战，攻克3个县城，截断敌人企图西逃之路；第九支队、第十支队和独立一团，向滇越铁路以西出击，打击敌人，把滇南和滇东南连成一片，并经开远向昆明外围出击，初步形成包围昆明的态势。在广西的左江支队和右江支队解放了3个县城和20多个交通要点，有力地策应南下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经过近3个月的武装斗争，"边纵"部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跟褚时健一同加入革命队伍的，还有他的两个堂哥。

战斗锻炼了褚时健的身体，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在战斗中，他体现了自己超人的胆识。

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他的两个哥哥相继死于敌人的枪口，为了能找回哥哥的遗体，他硬是迎着枪弹往里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两个哥哥的遗体，活着走出了战场。

而那时，他还是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

这一仗之后，指导员和战友们对他刮目相看。那时候，部队里读过书的人不多，像褚时健这种上过高中的战士更是凤毛麟角。部队领导认为褚时健是个有骨气的书生，便给了一个指导员的差事。

在当指导员时，褚时健再次体现了自己的才华。时值清匪反霸运动，几十万大军没有饭吃，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

20世纪50年代初的清匪反霸，并不算是一场战争，它只是人民共和国胜利大局已定后的无数零星战斗，是为巩固基层政权重建社会秩序而必须进行的一次大扫除运动。但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却是他们一生的战争。

在征粮工作中，那时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

褚时健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方法跟其他人不同，因为他理解农民，能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的。"在褚时健看来，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而其他人为了完成任务，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农民当然不干。褚时健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与农民交了心。"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要自己好，干什么工作、接受什么任务就搞大指标，会让大家很反感。"60多年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他的人生观，便是在那时形成的。

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8年，活着回到家乡的褚时健，很快进了干部队伍，当起了组长、片长，学校工作队队长。

在这里，褚时健认识了此后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马静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