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几岁的姑娘，不再狭隘得只活在自己小小的天地，或是仅仅活在社会认可的标准里之后，会觉得其实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活法是如此之多，当小小的人儿，站在世界的天地间，那些二十几岁姑娘焦虑的事显得那么苍白和浅薄。”

“那些中途离我们而去的人，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代价。”

“走过了这片离中国最遥远的大陆，才发现，原来金字塔的塔尖并不是的方向，塔尖以外其实有一个更大、更远、更迷人的世界等着我们。”

“拉丁美洲很远，但是二十几岁关于未来的可能性，北京没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三年一样，爱着这个世界。”

“原来越有力量才能够更自由。”

“可以出发，也可以回家，不是必须在路上才能体现价值，对美好的风景，浪漫的工作也不再恋恋不舍，不再想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

“决定向前走，便不要再回头。做没有做过的事，爱没有爱过的人。”

前

那些二十几岁姑娘焦虑的事

二十几岁的姑娘意识到自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往往这美好的十年已经或者将要过去一半。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一样，当二十几岁的姑娘意识到二十几岁无限美好且短暂时，都是快要失去的时候。

十几岁的小女孩们盼望着长到二十几岁，盼望着自己再长大一些，就可以没有那么多作业要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涂上红嘴唇，穿上高跟鞋，从一群二十几岁的男生中间轻盈地走过，暗暗地计算着回头率。因为十几岁的姑娘看不上和自己一样大的男生，想着再长大一点，就可以和那些二十几岁的姐姐们一样谈恋爱。

而三十几岁的姑娘，虽然有着家庭事业和美貌，但这些看上去的人生赢家们，却大多最怀念二十几岁的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们愿意拿现在的一切去换那二十几岁姑娘脸上千金难买的汗水。

那么，那些二十几岁的姑娘们呢？她们被各个年龄段的姑娘们羡慕着、期盼着、怀念着，按理说应该在好的年华过着最曼妙的生活。然而，真相却是，二十几岁的姑娘，她们往往比哪个年龄的姑娘都要焦虑，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焦虑，她们害怕时间溜走、害怕一事无成、害怕一睁眼已经是三十岁，工作、男朋友还有她们那些不切合实际的理想，没有一项令人满意。

而我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焦虑症候群的一员。

2010年，我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进入央视工作。我不知道在央视，是不是只有出名才算成功，或者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行业是不是一定要走到那个金字塔的塔尖才能被认可。这一年，我22岁。身边的人分为两拨。

一拨说，“央视多好啊，女生嘛，稳稳定定，这么体面的工作，赶紧利用这么体面的工作，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孩子。”

另一拨说，“哇，去了央视啊，什么时候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央视大主播啊！”

无论任何一种声音，在22岁的我听来，都非常绝望。虽然成为央视主播从来都不是我的梦想，但是央视这份工作对于一个刚毕业，尚且有一些理想的女生来说，怎么也不会是一个嫁人的工具。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声音。考公务员多好；去事业单位多轻松；女生还是当老师好，有寒暑假，工作稳定可以照顾家庭。毕业的及时年，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实是如此残酷，工作对于女生来说，竟也可以是一个嫁人的工具，甚至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嫁人的工具。

而第二种声音，同样让我窒息。一部分人认为去了央视，就能变成主播。这个逻辑但凡稍加思考就会发觉是有多么可笑。央视大楼有一万多名员工，但是只有主播或者出镜记者才能被认可。好像在这个大楼里，只有出名才能赢。22岁的我，在亲戚朋友“什么时候能变成大主播”的问候下，在这栋大楼里找不到方向。

无论在哪个行业，年轻人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向前跑，可是工作两三年后才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行业那个较高的位置，那么除了迷茫地在人群里盲目前行，二十几岁的人生还有多少可能性？生活除了直线上升以外，能不能走出一条更丰富的道路？我在这样无尽的焦虑中，任二十几岁的数值一点点上涨。

我不知道你们的二十几岁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最曼妙的年纪，我们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向，要追寻理想，还想要去远方，看看这个世界。《私奔》里唱，“我梦寐以求，那是真爱和自由。”但是同时，也要满足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结婚生子，要成为贤妻良母，要相夫教子。这个社会给二十几岁姑娘的标签太多，而我们就奔跑在这条道路上，什么都想要。

两年以后，这些焦虑依然存在，并不是因为有一份安稳的，“听上去”很好的工作，有一个从大学走到工作的稳定男友，这些焦虑就消失了。在自我满足和社会认可标准里，找不到两全的办法。

24岁的时候，我有机会去遥远的拉丁美洲，做一名驻外记者。很多人说我这么做代价太大。敢不敢出发，敢不敢放弃国内“听上去很好”的安稳，敢不敢去那么遥远的大陆，敢不敢冒着失恋的风险，敢不敢拿女生最美的三年去换一个未知的未来？我在各种权衡以及焦虑中，发现这个世界以及时间，对女生来说都太残酷了。

后来，我坐着防弹车去贫民窟，独自住在亚马孙雨林深处的木屋里，在一场盛大的狂欢节里痛哭，在牙买加混着酒精和荷尔蒙的雷鬼乐里对自己说生日快乐。那些美妙的时刻，如同里约热内卢升腾而起的烟火一样，照亮了我的二十几岁。在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也遇到了很多二十几岁的姑娘，听到了很多故事。关于远方、自由、爱情、工作、旅行还有世界的故事。

三年，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牙买加、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古巴、智利、巴拿马甚至是苏里南，我走过了一张拉丁美洲的地图，那些关于二十几岁姑娘的焦虑，渐渐忘记。

关于别人口中央视的两大价值，无论是利用这个“听上去很好”的工作嫁个好老公，还是要变成央视大主播，都变成了最最不重要的事。因为，走过了这片离中国最遥远的大陆，才发现，那个金字塔的塔尖并不是的方向，塔尖以外其实有一个更大、更远、更迷人的世界等着我们。拉丁美洲很远，但是二十几岁关于未来的可能性，北京没有。

如果你现在或者曾经，也和我一样，焦虑着那些二十几岁姑娘焦虑的事。如果你也犹豫要不要安于现状，如果你也纠结是要爱情还是理想，如果你也对被设定好的结婚生子的时间表感到迷茫，那么你可以翻开这本书，听我讲一个拉丁美洲的故事，一个关于二十几岁姑娘的可能性的故事。

及时章 上帝用六天创造地球，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1.可是，我不想死

“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死了。”

“毒贩。他们之间的枪战。”

“还有警察，有时候警察来这里，他们和毒贩火拼，我的邻居就死在警察的枪口下。”

“可是，——

我不想死。”

小佩德罗歪坐在砖砌到一半的矮墙上，坐一小会儿站起来，裤子上就蹭上矮墙上的砖红色。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红色板砖直接和着水泥堆砌而成，外表露出红色砖头本身的颜色，没有用任何多余的白色墙粉装饰，远远望去还以为是没有建造完毕的房屋。由于房屋都建造在山上，所以看上去像是一座正在修建的大山工地，但走近了才发现，这山上整片整片的简易房屋都是这样。小佩德罗，还有他的爸妈就出生在这样的砖瓦房里。

这里就是巴西较大的贫民窟罗西尼亚。

“就是在这里。”小佩德罗低头看着前面黑暗狭窄的上山台阶，突然背过脸去，不愿再往前走。前面是狭窄的石子路，由大小不一的石子铺成高低不平的台阶。小佩德罗说，有24小时听到很多声枪响，他在屋子里不敢出去，但是就在两分钟前邻居家的小男孩下去卖口香糖了，走之前还问他去不去。

后来他看到的就是，在这条石子台阶上，邻居家的小男孩倒在血泊里，还有撒了一地的口香糖。这是前24小时晚上他们新拆封的一盒，他们还用卖口香糖的钱买了一罐可乐分着喝，来庆祝这个月多卖出的那几盒，他们还算着，还要卖掉多少盒，才够合买一个足球。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小伙伴死了，只是邻居家的小男孩和他一起卖口香糖，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因为一次懒惰没出门，却救了小佩德罗一条命。他并没有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因为这在他看来司空见惯。他爸爸贩毒被抓，现在仍在监狱里，他妈妈生下他以后就逃出了贫民窟，他哥哥在一次警匪火拼中身亡。

在巴西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上帝用六天创造地球，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高耸如云的耶稣像张开双臂，拥抱着整个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海滩上比基尼女郎扭着曼妙的身姿，面包山上的缆车一刻不停地运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感慨着天公造物的神奇，享受着这个城市的阳光海滩，呼吸着这个热带城市特有的潮湿的空气。而这个全世界有钱人聚集的城市里约热内卢，还分布着1000多个贫民窟，整片整片覆盖在山上，分布在市中心和郊外。这个城市有600多万人口，却有三分之一都住在贫民窟里。小佩德罗只是这庞大数字中渺小普通的一个。

他借住在姑姑家，潮湿矮小的屋子里，只有一扇年久失修已经打不开的窗户。我们就是走到这条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上去才能找到那片传说中的足球场，想要找人问一问路，看见了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的小佩德罗。黝黑的皮肤，邋遢的汗衫短裤，一双掉了一根带子的人字拖，他费力地拖着这双坏了的人字拖跑出来，问我们要不要买口香糖。

罗西尼亚里住着很多很多孩子，大部分都是单亲孩子，很多甚至都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彼此陪伴，一起卖口香糖、一起踢球、一起放风筝。罗西尼亚的天空能看到很多方形的简易风筝，这是贫民窟里除了足球之外，受欢迎的玩具。所谓的风筝，就是一个方块彩色的纸片，连着一根棉线。傍晚的时候，如果你从这个城市的上空俯瞰罗西尼亚，灰色暗沉的贫民窟上空,飞扬着无数五彩缤纷的纸片，像是漆黑一片的夜空被水彩笔画上的彩色云朵。孩子们手里握着的风筝线，一头连着贫民窟贫穷危险的生活，另一头则连着属于童年的彩色梦想。

罗西尼亚作为巴西较大的贫民窟，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也不算安全，里面只有一条盘山的主路可以上山，所谓的“主路”也不过是勉强可以开一辆车。主路往上走，有许许多多的分叉路口，每一个分叉路口都连接着一片棚户区。大部分住在罗西尼亚的居民并不知道毒贩藏匿在哪一条巷子里，因为他们经常四处逃窜。进到贫民窟，保命的办法就是尽量沿着主路活动，千万不要偏离。连片的贫民窟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偏离了主路，就很有可能再也走不出来。小佩德罗说这里很大很大，他只去过家里附近的一些地方。狭小的居住空间，狭小的生活空间，四处埋藏的危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枪声就会响起。小佩德罗说，他只知道枪声响起的时候，千万不能出门，一定要躲在家里，躲在家里一张大桌子下面。

小佩德罗对我说：“可是，我不想死。”

他要等爸爸从监狱回来，只要爸爸回来了，生活就会好起来。他说他们可以一起去外面打工，可以去学修车、修电视机，总有可以赚钱的工作。但是不要贩毒，因为“我的小伙伴们都死了。”

这是我来到巴西之后，采访的及时个故事。

而那天，我让费尔南多关掉了摄像机，收起了话筒。我无法拿着贴着CCTV台标的话筒，对着一个12岁的小男孩，让他回忆他的小伙伴们是如何在毒贩的枪战中一个个死去。我不想通过一个小男孩儿哭着回忆那沉重的死亡来获得我想要的故事。一个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死亡的25岁年轻记者和一个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小伙伴在贫民窟枪战中死去的12岁小男孩，我们虽站在一起，却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里。我的问题太过苍白无力，我徒劳的安慰和表面的同情只会让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虽然他只是平静地说，每一次罗西尼亚的枪战后，他就又少了几个玩伴。

住在贫民窟里的12岁小男孩，罗西尼亚是他眼中衡量世界大小的标尺。

他问：“贫民窟外面的里约热内卢是不是很大？有没有两个罗西尼亚一样大？”

“那么中国呢？”

“中国是不是很大很大？”

来到巴西后拍摄的及时个故事，我没有拍摄，没有做成片子，而是坐在砖红色的矮墙上，看着远处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海上的豪华游轮和私人游艇；低头望着贫民窟杂乱无章的石子路，砖红色房子，听着一个12岁小男孩儿绝望却又透着希望的声音。

“可是，我不想死。”

2.上帝之城

清晨及时缕阳光洒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穿过面包山，把轻拍沙滩的海浪染成了浅金黄色。热带城市的潮湿感开始在空气里蔓延，但暂时还没有闷热的感觉。清晨是里约热内卢24小时中最美丽的时刻，天空的浅蓝色，大西洋的深蓝色，细软沙滩被阳光洒成的浅金黄色，停靠在海边豪华邮轮的纯白色，错落有致地铺在里约热内卢这块大画布上，远处科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张开双臂拥抱着这个刚苏醒的城市。

和这个城市一同醒来的是沙滩上打排球的小伙，伊帕内玛海滩上跑步的青年，当然还有一大批“上帝之城”小巷子里光脚踢球的孩子。他们和这个城市一同醒来，日出的金色光芒照在他们的脸上，就像梦想的颜色。

卢卡斯住在这个著名的叫作“上帝之城”的贫民窟里，当我们乘坐的警车路过一排彩色的五六层楼高的简易楼房时，我抑制不住兴奋，冲着正在开车的警察大喊，“‘上帝之城’！我终于来到了‘上帝之城’”。警察回头冲我笑笑，说：“你不是及时个粉丝。”清晨的上帝之城并没有苏醒过来，大门紧闭的简易平房，肮脏的街道依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随地可见的垃圾丢得到处都是。警车穿梭在“上帝之城”的街道里，从车窗里望去，如身处电影场景里。

“给我，传给我！”

“这里，这里！”

“好球！”

“进啦！！！ Goal！！！”

一片八分之一标准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一群光着脚丫踢球的孩子们在叫喊，空地大小毫不规整，高低起伏凹凸不平。那只在被他们追着，在地上翻滚的足球(如果那也能称之为足球的话)，外面的皮已经全部掉了，里头的棉絮时不时地往外飞。

“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有多想成为足球运动员，他们没日没夜地在这里踢球，除了吃饭和打零工赚钱养活自己的时间，他们都在踢球。”

“这里会出下一个罗纳尔多吗？”我看着这些兴奋得奔跑着叫喊着的孩子，看痴了。空地外零乱地放着他们的人字拖，每一双都已经黑旧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和花样。我在想：罗纳尔多曾经对媒体说，他们都光脚踢球，看来这是真的；小罗纳尔多也曾对记者说，童年什么都没有，只有足球，看来这也是真的。这些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裤衩的孩子，有的甚至光着膀子，他们轻盈的带球，眼花缭乱的过人，用力的射门，在这些时刻，好像整个上帝之城的贫穷和危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周遭所有的肮脏破败、现实的饥饿和潦倒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踢球的样子在灰色的贫民窟里闪闪发光。我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在七点半。

The city of God，这个贫民窟被叫作“上帝之城”。看电影《上帝之城》的时候，没有想过有24小时我居然真的会来到这里，会走进这个被称作“里约最危险贫民窟”的地方。《上帝之城》充满了人性的堕落和无尽的暴力，让人感到恐惧，而充满梦想，不愿意与暴力为伍的布斯卡是这个电影最温情的部分。没有想到的是，看过电影的很多年以后，我走进上帝之城，在灰白的砖墙、肮脏的街道、土黄色的泥地里，在只有灰色、土黄色、暗褐色、深黑色组成的“上帝之城”里，看到的居然是一群闪闪发光，拥有金灿灿笑容的“布斯卡”们。

警察叫来那个叫卢卡斯的小男孩过来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天。他说他十点要去修车店帮人洗车赚一点钱，因为不去洗车就没有饭吃。

“你必须每天踢球，每天都要练习，我有很多东西还不熟练。”

“比如呢？”

“比如带球过人，我想要转身过人，但是总也转不好。”

卢卡斯一本正经地和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着他踢球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贫民窟里任何一个热爱足球的孩子讲起足球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丝毫不逊于任何一名足球解说员和评论员。他们谈论自己的优点缺点，需要改进的问题，当然也谈论他们的偶像们。卢卡斯眉飞色舞地说着他的偶像内马尔，他说内马尔小时候就和他们一样，也没钱，但是你看，他的技术多好，他踢得多棒。

每天一到十点，卢卡斯就要去洗车赚钱，但他并没有沮丧。他说这是现实生活，总要活下去。我说他并没有很多时间来踢球，卢卡斯很不以为然，反驳说，可是只要早起就可以去踢球。他无比坚定地相信这个已经掉了皮的，棉絮都要飞出来的足球会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巴西圣保罗有一个足球博物馆，那是整个巴西的荣耀，足球博物馆里有一个橱窗展出着所有可以当足球踢的东西，有纸团、袜子、易拉罐、甚至是破烂布娃娃的头，很多巴西足球明星都说，他们踢过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当球踢的东西，因为买一个足球太贵了。但即使这样艰难，所有和小卢卡斯一样的孩子们依然相信：“那24小时一定会到来。”

也许上帝之城里的孩子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知道这个贫民窟为什么叫作上帝之城。他们的生活充满着饥饿和贫穷，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受到上帝眷顾的。也许上帝对他们较大的眷顾就是让他们始终不放弃希望，让梦想始终和他们在一起。

那么，我的皮球呢？

3.要不要去追寻属于你的皮球？

我的皮球在哪里呢？

从“上帝之城”回来后那只掉了皮、棉絮四飞的皮球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我突然发现，那就是理想的样子。在一个已经不怎么讲理想的时代，理想就是一些不切实际虚幻的概念，但我却及时次看到了它实实在在的样子。那只已经掉了皮的足球，代表着在没有被实现的理想之前不好看的外表，我们甚至因为想要追求那个看起来不可能的理想而被嘲笑。上帝之城里的大人们，甚至是我们，大概没有人会相信靠这样一只皮球能够走到世界之巅吧。那只足球棉絮四飞，就好像是我们在追求皮球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一个不注意，棉絮都跑出来了，多到可能我们马上就要失去那只皮球了。

长大以后才发现，理想从来都不是什么粉红色气球，那些能称得上理想的东西都没有一个好看的样子，而追求皮球的道路上充满艰难和牺牲。

回到最初来巴西赴任的时候。

2012年的5月31日，我推了6个大的行李箱在首都机场T3和生活了6年的北京告别，和我生活了24年的中国告别，去一个叫作巴西的国家。那一年，我24岁。

24岁的我，大学毕业两年，在北京有一份国家电视台的稳定工作，有一帮厮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偶尔也兼谈人生理想的闺蜜，有一个从大学走到工作的稳定男友。怎么看都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从念书写作业考试，到中考高考，再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最终取得真经，终于过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生活的样子。对于一个没有远大抱负，从来没有想过要忍辱负重、奋力搏杀的南方姑娘来说，毕业后两年的生活，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

积极向上但循规蹈矩地过了24年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冒险进取，想要处处体验新鲜生活的姑娘，甚至有些无趣保守，觉得应该按时恋爱、结婚、生子，走一条大部分人走过的路。“背包十年”“辞掉工作去旅行”，甚至是“间隔年”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始终觉得虽然激进、愤青是年轻人的特权，然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和生活鱼死网破，不需要非要不走寻常路，因为最终我们都会殊途同归。更何况，鱼死网破大部分的结果都是鱼一定会死，而生活这张大网永远都不会破。

所以，我和大部分普通姑娘一样，循规蹈矩地工作、恋爱，安心生活在这样的小日子里。但是，某一些时刻，总有一些“远方”暧昧地向你招手。当你看到某个旅行作家真的去了南极，当你看到某个不是很熟的瘦弱的女同学真的去了毛里求斯，当你看到书店里网络上每一个人都在讨论旅行的意义，当你看到朋友圈里工作最拼的那个男生终于休了假去了西藏，你总会有一点心动，觉得这个“远方”一定有一些什么不同。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心动一下，辞职抛下一切去旅行，即使媒体再怎么鼓吹，那毕竟只是很少很少的人在做的事。

直到某24小时，当我算了几个简单的数学题之后，发现如果真的有一个三毛曾苦苦追寻的、摇滚乐手撕心裂肺歌唱着的“远方”，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大大的世界，如果每一个人，即使如同我一般循规蹈矩的女生都会在内心默默幻想生活在那“远方”，而当有24小时，“远方”真的在向你招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