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时代际遇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熏陶和培育。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思想家班固，以其非凡的创造力，从司马迁巨大身影的笼罩下走出来，撰写了流芳百世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创造了新的史籍体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深具影响力的史识。我们不应将班固的成就仅仅归结于班固个人的才能，实则其非凡的创造力乃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和《汉书》这两部非凡的巨著，都产生在国家兴盛的时期：《史记》产生于西汉处在鼎盛阶段的武帝时代；《汉书》则产生于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东汉初年强盛的国力，是班固创造力的源泉。

一 东汉初年国力的强盛(1

班固生活和撰述《汉书》的年代，正处于东汉社会生气勃勃的时期。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重建了统一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巩固统一的措施，为东汉初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以后明帝、章帝继续了这一趋势，使当时的国力达到了强盛。

1.皇朝一统与政治改革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平民丧失土地，沦为奴婢，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王莽夺取西汉政权以后，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激增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改制。但由于他实行的一些经济措施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用人不当、政府机构腐败等，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终于引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在农民军反对王莽政权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也加入了反莽行列。刘秀在反莽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正式称帝，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秦郡的秦丰、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等，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皇朝一统。他靠征战得天下，有的军事才华，指挥过昆阳大捷等著名战役。太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深知这一点，曾经请他讲战场上攻战要领。光武帝一听就皱起眉头，回答说："昔卫灵公问陈(阵)，孑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刘秀不愿意谈论兵事，也不愿意太子刘庄操心打仗的事情，说明光武帝刘秀不希望再出现战乱，他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维护皇朝一统的大业。

为了保障皇朝一统，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皇帝失权、强臣擅政的教训，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封了许多跟随他打天下、作战有功的功臣为列侯，明帝时得以图像于洛阳南宫云台永作纪念的功臣有28人，称"云台二十八将"，光武帝和明帝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和尊崇的地位。但光武帝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官执政的做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不让他们典兵预政，以免这些人恃功擅权。东汉初期，只有少数的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其余功臣列侯除了4部分任边将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

对于外戚，光武帝也鉴于王莽以外戚篡权的教训，尽量加以限制。对他们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但在政治上不让他们干预国政，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明帝继位以后，更是不准外戚干预国政。马援功勋很大，但因为他是外戚，甚至没有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中。当时，外戚授官以九卿为限。明帝还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对于宗室，明帝也严格加以限制。明帝的亲姐姐馆陶公主曾经向明帝求情，让封他的儿子为郎官，明帝也不予照准，只答应赐给馆陶公主大量钱财。为此事，明帝还特别向群臣说明不预照准的原因："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明确地说，郎官的职位决不是小事，郎官在京城担负皇宫门卫要职，在地方则是一县之长，如果滥用不胜任的人，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光武帝刘秀也尽量限制"三公"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他将秦汉以来权力仅次于皇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名为司徒、太尉、司空，尽量优容，名义上地位极尊，但权力远远不及西汉时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权力则转归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进一步扩大原属少府的尚书的权力，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总揽朝政的较高机构，总称为尚书台，也叫中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为较高官员。尚书台下设六曹，由六曹尚书分掌具体事宜。光武帝挑选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皇帝自己亲自指挥尚书台的政务。这一措施，使相权削弱，皇权大大加强。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对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裁撤，共计裁并郡国10多个，县、邑、道、侯国400多个，减省了大量官吏；对由于战乱而人口几乎死绝的边郡地区，则于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派遣官员，先虚设郡守、县令职位，负责招集流亡人口恢复生产。光武帝以诙谐的口气对这些官员说，历来对《春秋》有"素王"的说法，现在郡无人口而先设郡守、县令等官，倒真成了只有空名的"素王"了!同时又在边境实行屯田，将内地囚犯送去从事生产，使边境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光武帝废除了内郡(国)的地方兵，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令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郡太守；停止地方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卸甲归田。废除内郡地方兵以后，国家军队常靠招募农民和刑徒组成，指挥权集中在中央和皇帝手中。

光武帝在限制功臣的同时，特别重视从儒生中选拔人才。早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战争还没有结束，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传授经学。在地方设立学校，以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当时，主要采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选拔人才。光武帝还对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以使天下归心。

光武帝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很重视监察工作。他把州一级的单位，由监察区域逐渐提升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州刺史不仅具有监察职能，而且是具有统辖诸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劾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以黜免。光武帝又在中央设置御史台，由御史中丞掌管监察；在京师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中央三公以下百官及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等地方官员。

光武帝开启了东汉初年整饬吏治的风气。朝廷和地方官员，大多由皇帝亲自选任，加以治理严察，官吏都不得渎职逸乐。对于大官，光武帝督责尤严。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责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对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重点加以查处。次年，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光武帝怒杀十余人。

光武帝虽然对各级官吏要求比较严格，但也非常体恤官吏，尤其对比较低级的官吏。他采取高级官员减俸、低级官员增俸的措施，调节各级官员的收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正如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一书中所说："(光武)帝于小臣，亦颇能体恤。与前世宽纵大臣、近臣，不恤小臣、远臣，怠于察吏，听其虐民者迥异。此其所以能下启永平，同称东京之治世欺?"

明帝也很注意整饬吏治。他非常重视考核官吏政绩，并据此分别给予奖惩，所以永平年间吏治称良。他曾下诏命令各地刺史推举政绩优异的官员，并责令对政绩最劣者也要上报。这一措施果然有效，所以史书褒扬说，由于明帝执法甚严，当时靠打通关节、侥幸升进的人比以前大大减少。明帝本人又深明刑法，负责刑狱的官吏便不敢枉法胡为，因此"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说明案件审查认真确切，故冤狱较少，被判有罪的人只是前代的十分之二。史家用八个字来赞扬明帝时的吏治风气："吏称其官，民安其业。"⑧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令荐举官员必须认真考核其政绩，防止滥用不称职人员。此后，又曾多次颁布诏令责令下属纠正滥施刑罚和吏民互相告发的恶劣风气，并严词责备官吏贪赃枉法、治狱上下其手的恶劣行为。但是，章帝在位期间，近亲贵戚因得宠而势力膨胀，奢纵无度，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之势，章帝虽一再下诏责备也未能触动。至章帝后期，外戚窦氏和马氏都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势力。东汉皇朝在上升和强盛的道路上运行了五六十年，而中国皇朝固有的社会矛盾又逐步激化了。

2.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光武帝是一位出身民间、艰苦创业的开国皇帝。他是西汉皇室支系疏远的宗亲，因此在反抗王莽、群雄并起的局势中，有一定的号召力量。然而他之所以能击败所有对手，主要是靠指挥的谋略和施行的政策。他的父亲刘钦只作了汝南郡南顿县令，本人9岁而孤，寄养在叔父刘良家中。《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他"性勤于稼穑"，说明他年青时曾参加过农业生产活动，对于民间生活、社会实情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以后他经历了艰苦的征战，对于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民众无法生存的严重社会现实，有着切身的体验。所以他十分关心民众疾苦，倡导节俭，重视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史书记载，光武帝本人十分重视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妮，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域外政权曾向光武帝赠送日行千里的名马和价值几百金的宝剑。光武帝收下之后，立即下诏表明他对这类奇珍异物毫无兴趣，并把这匹千里马送到普通马厩中，同别的马匹一样拉车，把宝剑赐给骑士佩用。他取消了皇宫中管理园林名池的官员，废除了皇帝带领大批随从外出射猎的规例。他亲手批复地方官员的文书，是在一块窄木板上，一律书写十行小字，以此身体力行，向官员们提倡勤俭节约。他经常召集公卿大臣到宫中处理政事的地方，让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论各人所了解的各地民众的生活和习俗，或是一起诵习儒家典籍中有关爱惜民力及当官尽职尽责的，有时讨论到深夜。

在关心民众疾苦、与民休息思想指导下，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西汉末期，收孥相坐律被恢复，一人犯罪，全家乃至本族人统统被牵连，没为奴婢；在战乱中又有许多平民被军人或豪强掳掠变卖为奴；还有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奴隶。奴婢数量的急剧增加，是当时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倒退。光武帝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武二年(公元26年)，虽仍值戎马倥偬之际，但刘秀便颁布命令，准许被掠卖的奴婢恢复自由民身份。此后，从建武六年(公元30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他又连续五次颁发诏令释放奴婢，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陇、蜀等封建割据势力区域吏民被掠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仅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一年之中，就连续三次下诏：杀奴婢的不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罪的法律。次年三月，针对西北、西南地区吏民被掠卖为奴的严重现象，所颁布的诏令更加彻底："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光武帝接连颁发诏令，不仅在东汉政权建立时期争得了民心，同时又打击了旧生产关系残余的复活，保护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措施。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