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容易引起冲突的对象，一种有人捍卫也有人猛烈攻击的崭新观念，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对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不仅改造了它的形式，也改造了它的目的和话语方式。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革命性特征，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哲学的改造”的论题。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它以一种悖论的形态存在着，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与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不相同，对于后者，他们的哲学是以话语、论文或理性体系的形式在人类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而被加以确认的。而且，当其在文化领域内自我确立为“哲学”的时候，它不是作为与道德、政治、宗教、文学尤其是科学相并列的一门学科而存在，而是把自己置于政治、道德和科学之上，声称只有它才能占有较高的真理，只有它才能作为关于整体的科学而存在。只有哲学才阐明了全部外在对象的真理，揭示出这些对象自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这样，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就涉及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它的任务就是说出全部人类实践和观念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逻各斯，或开端，或意义。又由于，在“逻各斯”与“言说”、真理与话语之间拥有着共同的开端，那么，真理、逻各斯就只有在哲学话语中才能被包揽或被抓住并呈现出来。在这里，哲学的话语并不是它与真理之间的某种媒介或调解人，而恰恰是作为逻各斯的真理的在场。

阿尔都塞认为，与这种传统的体系化、学院化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以上述意义的哲学形态存在。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箴言警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也除了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论述，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专门写出系统的哲学论著。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部论战式的作品又只是在敌人的战场上作战，而不是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虽然缺席，但它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它以一种“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姿态对古典的哲学存在形式进行了批判，对传统的哲学生产方式发难。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坚信哲学有一个“外部”，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它坚信哲学只有由于并且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而这个“外部”就是实践，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 哲学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容易引起冲突的对象，一种有人捍卫也有人猛烈攻击的崭新观念，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对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不仅改造了它的形式，也改造了它的目的和话语方式。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革命性特征，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哲学的改造”的论题。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它以一种悖论的形态存在着，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与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不相同，对于后者，他们的哲学是以话语、论文或理性体系的形式在人类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而被加以确认的。而且，当其在文化领域内自我确立为“哲学”的时候，它不是作为与道德、政治、宗教、文学尤其是科学相并列的一门学科而存在，而是把自己置于政治、道德和科学之上，声称只有它才能占有较高的真理，只有它才能作为关于整体的科学而存在。只有哲学才阐明了全部外在对象的真理，揭示出这些对象自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这样，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就涉及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它的任务就是说出全部人类实践和观念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逻各斯，或开端，或意义。又由于，在“逻各斯”与“言说”、真理与话语之间拥有着共同的开端，那么，真理、逻各斯就只有在哲学话语中才能被包揽或被抓住并呈现出来。在这里，哲学的话语并不是它与真理之间的某种媒介或调解人，而恰恰是作为逻各斯的真理的在场。

阿尔都塞认为，与这种传统的体系化、学院化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以上述意义的哲学形态存在。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箴言警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也除了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论述，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专门写出系统的哲学论著。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部论战式的作品又只是在敌人的战场上作战，而不是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虽然缺席，但它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它以一种“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姿态对古典的哲学存在形式进行了批判，对传统的哲学生产方式发难。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坚信哲学有一个“外部”，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它坚信哲学只有由于并且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而这个“外部”就是实践，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

一直以来，哲学都是作为“整体”和“大全”而存在的。对于柏拉图而言，哲学就是整体。到了黑格尔，一切社会实践——不仅是货币、工资、政治和家庭，而且是一切社会观念、道德、宗教、科学、艺术都被地集中并统一于哲学的内部。在哲学之外别无他物，也就是说，哲学没有“外部”。然而， 为了要使一切社会实践和观念进入哲学的领域，或者说，哲学若想按照其自身的目的和形式吸收并整合这些社会实践，以达到替后者说出它们的真理的目的，它就必然要强迫、歪曲和改造这些实践。于是，人们便在知识中发现了权力，而哲学家们恰恰就是使用这些权力的专家。但是，人们始终需要牢记，所谓“权力”从来不意味着“为权力而权力”，如果哲学可以“看到整体”，那么它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后者重建秩序。哲学绝不是无端而起的思辨的能动性，而是以真理的名义在体系内部对社会实践和观念进行改组和排序，哲学生产出种种理论图式和理论修辞格，将其作为克服矛盾的中介把不同意识形态要素重新联结起来，这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劳动，但它在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哲学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揭示了在哲学内部也存在着与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的过程：被剥削阶级的统一与斗争是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因而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导的各种斗争和论辩中获得表述。于是，整部哲学史都充斥着被剥削者或反抗者震耳欲聋的回声。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而言，他们似乎无意于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们向人们暗示，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哲学绝不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而毋宁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比如，马克思就明显地认为，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是一种加入对手的游戏中去的做法，哪怕是采取对立的形式，这也意味着服从对手制定的游戏规则。这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承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表达形式的有效性，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所要求的形式来装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便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未来。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用简明的语言概述了一种新的哲学原则，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一个特别艰巨的事业，这就是创造新的哲学干预形式，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不再是纯粹知识的言说，它不再以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为圭臬。与传统哲学形式决然不同的是，这种哲学总是服从于它自身的存在条件和具体环境。虽然具体实践会具有一些动因，但不会有一个主体作为其先验的本体论开端，也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来充当关于其过程的真理。实践不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意志而产生的真理的替代品，而是打破哲学的平衡的那个东西。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通过把哲学以一种新的形式置于实践之中，通过拒绝把哲学当作先验的东西来生产却又在各种政治、批判和科学的著作中实践这种哲学。

书摘2：

哲学就是战场

在关于哲学本身的看法上，阿尔都塞特别钟爱康德所说的“哲学就是战场”(Kampfplatz)这一比喻。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哲学是一种战斗，一种从已被别人占据的世界中抢夺自己地盘的战斗。正像前文所说，阿尔都塞把哲学看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其中，充斥着统治者与反抗者交锋的呐喊，一种哲学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必须对另一种哲学进行斗争，从而开辟自己的道路。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都塞列举了马克思的例子，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以黑格尔为参照，并通过与黑格尔划清界限，他才能够确定自己的哲学立场。

阿尔都塞这样表述自己的哲学观：“哲学来到人世间不同于密纳发女神来到神和人的社会。哲学的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占领阵地，而这一阵地却要在已被占满了的世界上去夺得。因此，哲学的存在有赖于哲学的冲突与差异，而这种差异则要求哲学从既存阵地不断绕弯才能取得和使人接受。绕弯是冲突的形式，冲突则是每种哲学的构成要素，每种哲学都是作为战斗一方投入战斗，哲学本身就是战斗。”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哲学的看法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事实上，阿尔都塞本人也对此坦诚不讳，他一心去除哲学的中立性的面纱，去除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可疑区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哲学和政治是交融一体的，一方面，每一个政治家，就算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几乎不谈什么哲学，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富于哲学思维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就算像笛卡儿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的哲学家，也可以在其思想的字里行间发现其政治倾向。只不过，哲学的斗争形式极其隐晦，它往往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即它必须采取从其他各种现存哲学立场那里兜圈子的方式来确定和捍卫自己的立场。对于阿尔都塞，早在撰写《保卫马克思》中的一系列论文时，他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斗争是一切哲学的核心”这一观点。

1975年6月，阿尔都塞在亚眠的庇卡底大学申请国家博士学位，他的答辩词的题目就是《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阿尔都塞认为，在哲学方面做个共产党人，也就是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是不容易的。因为知识分子天然地属于小资产阶级，这种阶级本能会强烈地阻碍他走向无产阶级立场，一个理论工作者若想在哲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根据1975年7月2日《世界报》的报道，参加阿尔都塞这次答辩会的听众有五百人之多。阿尔都塞首先用一个半小时总结性地回顾了自己的思想道路，而在其后长达四小时的答辩时间里，提问层出不穷，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都处于兴奋状态，现场气氛极其热烈。在这次答辩中，阿尔都塞特别把哲学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联系起来，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哲学的政治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就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容易引发冲突，就是因为它的理论和哲学明确地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使得它同政治抉择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必须在斗争中思考他所从事并献身的这场战斗的条件、机制和赌注，必须站在政治的角度思考理论的前提、限度和后果。无论是对于教条主义还是对教条主义的右派批判，无论是对政治中的经济主义还是其对立面——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将对它们的批判归结为对于形势的单纯评价，必须从哲学中确立自己的理论立场。

阿尔都塞强调，在哲学的斗争中，“极端地思考”往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往往会采取矫枉过正的形式——当棍子朝着不对的方向弯曲时，如果你想要让事情对头，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它直过来，并让它永远是直的，就必须握紧它，持久地把它弯向另一边。事实上，在各种理论观念的论战背后，往往是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时，如果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就必须破坏其背后的权力构造，这就需要把理论推向极端。阿尔都塞承认，他在1965年的作品《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也存在这样的倾向，由于过分地卖弄结构主义术语而使理论显得有些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