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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的乾嘉時期，舒位仿《水滸傳》及《東林點將錄》著《乾嘉詩壇點將錄》一書，爲當時詩壇衆人排坐次，給吳江詩人郭麐以“浪子”綽號，並下讚語曰：“東京燕，東林錢，合傳之體司馬遷。”大約在舒位及時人眼中，郭麐如水滸浪子燕靑一樣出身低微，如東林浪子錢謙益一樣性格狂簡，且與這兩位浪子一樣多才多藝吧。如今，細繹郭麐之生平，細讀郭麐之詩作，覺舒位讚語雖精到而猶有未盡，特細述之。

郭麐(一七六七 —一八三一)，字祥伯，號頻伽、舟罍、蘧庵、復庵，因生而右眉全白，人多呼爲“郭白眉”。先世浙江秀水人，明中葉移家江蘇吳江之蘆村。家世業農，祖父郭鍔以纖嗇筋力治家不得，卒事於學，並教子以學業成敗爲責。父郭元灝(一七三四 —一七八六)，字清源，自號海粟居士。幼聰穎，好讀書，不問生產，師事吳江名賢陸燿。年二十二補博士子弟員，後屢試不售，遂絕意進取，爲詩古文以自娛，里居授徒以終。陸燿嘗謂人曰：“郭君交與行俱爭流，惜其不見知於世也。”(郭麐《先君子行略》)姚鼐《郭君墓誌銘》亦謂其“篤爲學，文可稱，守有介，行中繩，進而與之君子朋”。嫡母迮氏，吳江迮雲龍之女，出自文學世家。生母翁氏，秀水寒門之女，婉約有德孝。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正月二十日，郭麐降生到這個正在努力轉換門庭的家庭，並給郭家由農家向書香門第邁進帶來新的希望。與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同日出生，似乎已經預示了郭麐將有不俗的文學才能。而郭麐自小就比弟弟郭鳳更爲聰穎，父親郭元灝見狀，任郭鳳與村童爲伍，專心培養長子郭麐。郭麐在《授經圖詩序》一文中回憶道：“余幼從先君子受讀。七歲學爲詩。九歲學爲文。十一而就試。時人頗以神童見譽。顧先君教督綦嚴，不少假以顏色。”父親的心血沒有白費，郭麐十六歲即補諸生，意氣風發地邁上科舉這條“光榮的荊棘路”。可惜的是，此後郭麐幾次參加鄉試皆不售，始終未能在科舉中再進一步。

成爲秀才，郭麐不僅有了科舉入仕的可能，也有了坐館授徒的資本。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十七歲的郭麐找到了平生份工作 —— 與好友徐濤同館於胥塘倪筠家，教授倪家子弟。也是在這一年，十七歲的郭麐首次參加鄉試，試卷得到同考官廬州府舒城縣令金黻的賞識和推薦，郭麐下第歸，金黻還千里寄書相慰。此後數年，郭麐的生活重心一如十七歲時那樣，一邊坐館以糊口，一邊讀書以應舉。只是在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郭麐二十歲時，因爲父親去世，養家糊口的重擔驀然壓到了郭麐肩上，且“值歲饑，米一石直錢五千，母及弟妹日或一食”，郭麐只能“衰絰出外”，教授於泰興延令書院，“得束修以養母”(郭麐《族祖父漢沖公權厝志銘》)。童年幸福、少年順暢的郭麐在成年伊始，就不得不直面生活的艱難，內心的苦楚可想而知。接下來的日子，郭麐輾轉於徐州、淮安、鎮江、揚州、南京、蘇州、杭州、紹興等地，旅食謀生，備嘗生活的酸辛。同時，郭麐在科舉中也屢受打擊。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秋，郭麐與友袁裳、袁鴻兄弟赴金陵，似乎是爲鄉試而去，然其《樗園消夏錄》卷上談到此段經歷只說“袁鴻以疾歸里”，袁棠“入闈試”，大約他本人尚在服喪期間，並未與試。但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郭麐入京應試，卻是抱著極大的決心和希望去的。出發前，郭麐在淮陰坐館時的東家、南河同知嚴守田，專門致書刑部員外郎金光悌，爲郭麐假館。到京城後，郭麐就住在金家，與法式善、吳錫麒、張問陶、李如筠等著名文士交遊，爲諸公所重，名噪京師。然而秋榜公佈，郭麐又一次名落孫山。所謂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更何況郭麐在京城這半年一直被讚譽所包圍，正處於對自己的才華極其自信的時期，所以落榜帶給他的心理衝擊也來得格外猛烈，以致“自傷上負先人屬望之深，下慚師友期望之厚”，“悲憂摧沮，遂無意於進取”(郭麐《山礬書屋詩初集序》)。郭麐在離開京師南還途中寫的詩句“心怯三千里路遠，自知二十九年非”(《渡江舟中先寄故鄉諸子用東坡常潤道中韻》)，可謂是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此次科場失利，雖然已使郭麐心灰意懶，甚至否定了自己二十九年來的人生追求，但“平生齟齬百不悔，尚望科名爲親在”(郭麐《將之武林遲蘭村竹士不至獨遊欲歸作詩示之醉後走筆不知道何語也》)。既然是他前半生的執念，要絕意進仕又談何容易。故而在嘉慶五年(一八○○)，三十四歲的郭麐重出江湖，再赴金陵應試。此時他已無應京兆試時的志在必得，只有“席帽麻衣，復尋舊跡。輕煙澹粉，重入歡場。竿木偶然，毷氉久矣”(郭麐《白下集》小序)的逢場作戲之感，無非是去碰碰運氣而已。當然，他的運氣仍然不佳，結果也仍然是鎩羽而歸。至此，郭麐對進仕徹底絕望，以“年年下第歸，歲歲飲墨汁。麻衣非無淚，淚盡不知濕”(《九月望日重集東莊用東坡歧亭韻三首同丹叔獨遊作》)的詩句總結了自己慘澹的應舉經歷，從此遠離了科場。

此次金陵科考的失利，固然與郭麐厭倦科舉的思想態度有關，更是他自京兆試至金陵鄉試之間家多變故，累於生計所致。繼二十歲喪父之後，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郭麐三十歲時，又逢生母翁夫人之喪。弟弟郭鳳的年方兩歲的孿生子，郭麐親爲命名的姪子郭梓、郭漆，也先後夭折。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妹婿鄭籛亡，時與其妹成婚尚未及一年。此年十一月，郭麐葬祖、父於嘉善澄湖港，在《先君子卜葬於澄湖港詩以述哀三首》其三小註中還提到“時有家釁”，只是語焉不詳，無從確知是何糾紛。喪親之痛與家庭變故連番襲來，令郭麐心力交瘁，又使得他原本不佳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無奈之下，郭麐將“我生之老屋，逼迫償鄰逋”(《甘亭見贈五言詩五章感離念舊悲往傷來友朋之重情見乎詞累歎不足輒走筆如數答之其卒章兼題余靈芬館圖故僕亦有結鄰之約並示蓮裳芙初手山陸祁生繼輅》其四)，於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二月，從江蘇吳江蘆移居至浙江嘉善魏塘，先是借居於友人黃凱均的馴鹿莊，後來賃屋而住。蘆與魏塘，雖然僅有汾湖一水之隔，但故土難離，郭麐又是爲生活所迫而遷居，心中總有“情不能忘，事非得已”(《移家集》小序)的不甘，以致發出“難忘東西屋兩頭，卜居賦就足離憂。勞生絕似搬薑鼠，拙計真成避雨鳩”(《移居四首》其一)的慨嘆。直到嘉慶九年(一八○四)十二月，郭麐又從魏塘賣魚橋移居至魏塘東門江家橋北，“蓋來魏塘六年，至是始買宅定居焉”(《後移家集》小序)，郭麐才對魏塘有了真正的歸屬感。

絕了科舉之念，郭麐的生活似乎更加單純，大多數時候是春節後出門謀食，或坐館，或入幕，辛苦掙錢，歲暮時歸家休養，或吟詩作對，或探親訪友，逍遙度日。但坐館與入幕的職業並不穩定，郭麐感慨著“虛名不救身饑劬”，奔走於“北燕南越東西吳”(《題丹叔閉門卻埽圖》)，大致行蹤如下：十七歲在胥塘倪筠家坐館；十八歲被吳江縣令龍鐸招入縣署；十九、二十歲在泰興延令書院坐館；二十一歲至徐州；二十三至二十五歲師從姚鼐，讀書於金陵鍾山書院；二十六至二十八歲在淮安，入南河同知嚴守田幕；二十九歲入京應試；自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三十歲起接下來的十餘年，主要活動在浙江杭州、紹興、諸暨、餘姚等地，曾入杭州阮元幕，曾主講於毓秀書院、蕺山書院等處；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四十一歲應金光悌之邀至江西南昌，次年復至江西；四十三、四十四歲遊食杭州、蘇州、真州、揚州等地，四十五歲至溧陽入陳鴻壽幕；四十六歲以後多在淮安坐館，年復一年往返於魏塘與袁浦之間；道光十年(一八三○)六十四歲時應嚴烺之招至濟寧；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去世前幾個月，還應潘恭辰之邀至杭州。可見，郭麐就像如今的“勞務候鳥”，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過著“家如傳舍難常住，身似奔輪愛小停(《重五日退庵見招不赴次來韻柬之》)的飄泊生活。

長年胥疏江湖，雖是迫於生活的無奈，但郭麐同時也得到了遊歷四方、交結友朋的機會。郭麐這一生，交遊極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三教九流，可謂無所不包，概言之約可分爲五類：一爲官場大吏，如有“清朝包靑天”之稱的刑部尚書金光悌，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的阮元，主持風雅於揚州的兩淮鹽運使曾燠，曾官河東、江南河道總督的嚴烺，“大度領江淮”的兩江總督陶澍，曾虎門銷煙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等人；一爲文壇名流，如“乾隆三大家”之一袁枚，桐城派主將姚鼐，秀水詩派代表錢載，“吳中七子”之一王昶，無書不讀的汪中，得乾隆帝賜名的法式善，以“陳楊”並稱於詩壇的陳文述、楊芳燦，及張問陶、吳錫麒、王芑孫、彭兆蓀、孫原湘、查揆、屠倬、倪稻孫、宋大樽、姚椿、王嘉祿等一批著名文士；一爲藝壇名家，如創造“改派”畫風的松江改琦，以精於篆刻並稱爲“西泠八家”的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工詩畫、尤工刻印的揚州張鏐，善畫花卉的杭州曹瀾，擅畫山水的杭州錢杜，善畫花鳥、山水的休寧汪鴻等人；一爲里中知交，如吳江摯友徐濤、朱春生、袁棠、顧虯、吳鵾、潘眉等人，嘉善摯友沈大成、黃凱鈞、黃若濟、黃安濤、錢清履等人；一爲方外及閨閣之人，如釋本白、釋與宏、釋寄虛、釋竺書，及顧麟徵妻王姮、陳基妻金逸、徐達源妻吳仙瓊等。以上所舉，還只是郭麐友朋名錄中的一小部分，郭麐詩文中提到的與之唱和贈答的文人就有二百六十餘人之多。

馮登府《頻伽郭君墓誌銘》說郭麐“性通爽豪雋，好食酒，酣嬉譏罵，時露兀傲不平之氣，不折身以市於貴勢，每鉏牙不合而去”，光緒《吳江縣續志》卷二十二郭麐小傳亦云：“麐才氣高岸，目懾儕輩。”可見，郭麐性格確有狂簡、張揚的特徵。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七記載了這樣一則軼事：

郭頻伽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首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命，並札謝云：“使老人握管，必不能如此之佳。”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先生。姚怒其無禮，擲還其圖，移書嗔責。余道：此事與岳武穆破楊幺歸，送禮與韓、張二王，一喜一嗔。人心不同，亦正相似。劉霞裳曰：“二先生皆是也：無姚公，人不知前輩之尊；無隨園，人不知前輩之大。”

此故事明面上讚揚了姚鼐的剛直守禮，袁枚的隨和寬容，實則暗諷郭麐狂不知禮，倒正合了郭鳳爲郭麐三十七歲小像所題像讚：“其目無人，其心無我。與世周旋，謂狂也可。”因爲才高之人常有的這幾分狂氣、傲氣，郭麐爲許多權貴所不喜，無法長期共事，以致頻繁流轉各地，不斷變換效勞對象。即便如此，郭麐仍宣稱自己“漂泊年多未悔狂”(《京口舟次先寄丹叔並示素君》)，難怪馮登府《頻伽郭君墓誌銘》稱讚他“其狂可殺志不折”。

不過，狂只是郭麐性格的一個側面，不能就此認爲郭麐是不知天高地厚、看誰都不順眼的“刺球兒”。事實上，郭麐和他的一些幕主或東家關係良好，甚至建立了深厚的交誼。他與金光悌一家的交往就是如此。金光悌(一七四七 —一八一二)，字汝恭，號蘭畦，安徽英山人。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進士，由宗人府主事累官至刑部尚書。在部二十多年，執法甚嚴，不循私情，更因主審和珅貪污大案而名揚天下。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郭麐入都應京兆試時，就館於金光悌家，除得到金光悌的靑眼外，還跟金的長子金宗邵、次子金嘉、三子金勇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十二年之後，金光悌在江西巡撫任上，邀請郭麐入其幕中。郭麐在江西，與金氏兄弟相得甚歡。次年夏，金宗邵還到魏塘拜訪已回鄉的郭麐。後金嘉、金勇兄弟侍母入都，道出吳門，郭麐特偕弟郭鳳爲他們送行。嘉慶十五年(一八一○)金嘉卒，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金宗邵、金光悌先後卒，金勇從京師千里寄書，請託郭麐爲父兄三人寫作墓誌銘，足見金氏父子對郭麐的倚重。在杭州謀食時，郭麐也很得幕主阮元的賞識。阮元(一七六四 —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授編修，歷任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湖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兵部、禮部、戶部、工部侍郎，體仁閣大學士等職，致仕時加太傅銜，卒諡“文達”。阮元既是乾嘉道三朝名臣，又是一代文宗，精通文學、經史、數學、天算、輿地、校勘，兼工書，尤精篆隸，生平著述甚富。阮元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八月至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九月任浙江學政，嘉慶五年(一八○○)至嘉慶十年(一八○五)閏六月、嘉慶十三年(一八○八)三月至嘉慶十四年(一八○九)九月兩任浙江巡撫，其間郭麐數至杭州依阮元，對其執弟子禮，爲其校理《兩浙輶軒錄》等書，助其設立靈隱寺書藏並作後記。而阮元至浙後不久，就親至蘆探望郭麐，後爲郭麐《靈芬館詩二集》作序，並在其《靈芬館第三圖》上題“人間亭館知多少，可有浮眉一卷詩”之句，盛讚郭麐之詩。二人的交遊，足稱文壇佳話。郭麐與曾燠的交誼，亦是歷久彌堅，一直持續到兩人去世之時。曾燠(一九 —一八三一)，字庶蕃，一字賓穀，晚號西溪漁隱，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進士。曾官兩淮鹽運使，主持風雅於揚州，辟“題襟館”召納文士。曾燠本人能詩擅畫，駢文與洪亮吉、孫星衍、袁枚、吳錫麒等人並列爲清代八大家之一。嘉慶九年(一八○四)二月，三十八歲的郭麐在揚州參加了曾燠主持的虹橋雅集，與會者共有二十四人，皆一時名士，主客皆極得文酒之歡、賓朋之樂。郭麐謂“羈旅得此有不能已於言者”，寫作多詩奉呈主人曾燠。十年(一八○五)冬及十一年(一八○六)六月，郭麐又到揚州，與曾燠及張鏐、樂均、劉嗣綰、彭兆蓀、金學蓮、江藩等“題襟館”文士交遊，冬作銷寒六會，夏作《樗園銷夏錄》。此後兩人一别十餘年，直到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秋天，五十三歲的郭麐才與六十歲的曾燠再次聚首，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並沒有被時間沖淡，郭麐寫下“十載纔通一紙書，須眉喜見笑譚餘”(《喜晤賓穀中丞即用前歲見寄韻奉呈》)的詩句，喜悅之情見於言表，曾燠在和詩中則慨嘆“白頭相見尚傭書，落落知交涕淚餘”，充滿餘生再見知交的慶幸之感。兩人雖然是一個喜笑一個落淚，卻都是真情流露，令人感動。此後幾年，兩人時有會面。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五十八歲的郭麐應曾燠之邀游鎮江焦山、蒜山，一起唱和賦詩。這年的中秋節，郭麐也是在揚州和曾燠一起度過。九月，郭麐離開揚州時，還主動向曾燠索酒帶到船上喝，很不講客氣，而曾燠不僅滿足了他的要求，還贈以松菌油、蘿蔔鮝、木瓜等侑酒之物，由此也可看出郭麐與曾燠是交情極深、彼此無需客套的好朋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春，七十二歲的曾燠卒於都中，郭麐作詩二首，深情挽之。幾個月後，郭麐亦病逝，無乃追隨曾燠“泉路續題襟”(《挽賓谷先生》其二)乎？郭麐一生，在淮安謀食的時間長。清代江南河道總督署設在淮安清江浦，郭麐早年入南河同知嚴守田幕，甚得其激賞，與河道衙門的同知沈植蕃、徐寶善等人亦頗有交情。四十六歲時郭麐再至清江，則是受淮安府外河北岸通判嚴烺的邀請。嚴烺與郭麐相識於伯父嚴守田的待菘軒中，兩人交遊“垂四十年”(嚴烺《靈芬館詩續集序》)。縱然嚴烺累官至江南、河東河道總督，也沒有因富貴而忘舊交，與郭麐的關係更加親密。就在郭麐去世前一年，嚴烺山東濟寧任上思念知交，以書相招，郭麐亦不辭年老，千里相從。兩人“同至蘭陽行館，翫竹色於庭中，聽河聲於枕上，酒邊話舊，意興猶昔”(嚴烺《靈芬館詩續集序》)，如此良辰美景，有如此良朋與共，不亦人生樂事？在清江，郭麐除與河道官員們往來，與當地士紳也建立了良好的關繫，如與汪慎、汪敬叔侄的交誼，就十分深厚。汪慎在爲郭麐《踰淮集》所作的序言說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郭麐“以司馬沈公之聘復來浦，以廨宇湫隘，塵雜不耐，遂主於予家”，此後郭麐幾乎年年至淮，基本上都是館於汪家。好幾次郭麐在淮安過年，也是與汪氏叔侄一起守歲。綜觀上述郭麐與幕主或東家的交遊情況，便可知他並不總是端著狂傲的架勢，見到“貴勢”便“鉏牙不合”的，故而張維屏在《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十六中謂“頻伽雖狂，然極近情，極服善”，或更接近郭麐性格的情實。

因爲“近情”，因爲“服善”，所以郭麐結交的朋友，更多的是那些沒有高高的地位，沒有顯赫的名聲，但和他有著共同的心聲、共同的文學愛好的下層士人。郭麐在《鐵簫庵詩鈔序》一文中說：“生平文章性命之友凡三人，曰：袁棠湘湄、朱春生鐵門、彭兆蓀甘亭。”袁棠(一七六○ —一八一○)，字甘林，一字無咎，號湘湄，吳江人。監生，嘉慶元年丙辰制科孝廉方正。少習詩文，工五律，亦填詞，有《秋水池堂集》。朱春生(一七六○ —一八二四)，字韶伯，一字鐵門，吳江人，諸生。工詩與古文，有《鐵簫庵詩文集》。郭麐曾在詩中說“兩君總角交，長我皆七歲”(《因鐵門之亡追悼湘湄舟中獨飲忽忽不樂作此寄丹叔》)，從小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三人志趣相投，一起流連在同里竹溪堂，帶著一群士子共結竹溪詩社，一起到金陵謁見文壇前輩袁枚。彭兆蓀則是郭麐三十一歲時在淮陰認識的知己。彭兆蓀(一七六九 —一八二二)，字湘涵，號甘亭，江蘇鎮洋人。諸生，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未赴而卒。工詩詞，有《小謨觴館集》。郭麐與彭兆蓀一見如故，滿懷激情寫下長詩《兩生相逢行贈彭甘亭兆蓀》，以志訂交之喜，彭兆蓀亦有《相逢行》長詩答之。在相交的日子裏，郭麐與他們在生活上互相扶持，如自己在淮陰得到嚴守田賞識，便推薦袁棠到嚴家坐館，自己在清江汪慎家謀食，也提攜朱春生館於汪家，郭麐入揚州曾燠幕府時，彭兆蓀也同在其中。在文學事業上，他們更是互相激賞、互相幫助，相聚時一起飲酒酬唱、賦詩聯句，離别中以詩詞傳遞思念，關注彼此的文學成果，爲彼此的詩文集作序，更感人的是嘉慶七年(一八○二)，袁棠、朱春生、彭兆蓀皆住到郭麐家，助其成《金石例補》一書。袁棠、朱春生、彭兆蓀三人去世後，郭麐更是以搜羅編訂他們的遺文爲己任，爲袁棠《洮瓊館詞》、彭兆蓀《懺摩錄》及朱春生的文集作序。“人生見交情，豈復論生死”(《昔渡江之金陵與湘湄鐵門偕行湘湄爲作便面事隔廿年矣湘湄已歸道山鐵門近客淮浦死生契闊衋然於心再用前韻》)，正是郭麐與這三位友人交誼的寫照。郭麐與吳鵾的交遊，也堪稱貧賤之交的典範。吳鵾，字獨遊，蘆人。故農家子，少業縫工以事母，中年“爲博徒、爲逋客、爲傭保”，“生平蹤跡爲里人所賤辱”(郭麐《天寥遺稿序》)。然吳鵾誠心向學，見郭麐兄弟談詩，常找機會竊聽之，並以自己的習作就正，郭麐讀其詩，不覺歡喜讚歎，以爲古未嘗有也，故不嫌其出身低微，傾心以交。郭麐遷居魏塘以前，吳鵾是其親密的追隨者。郭麐對吳鵾也是著意培養，教他詩法，任他借讀架上詩書，當吳鵾吟出“有性情語”，郭麐更是予以肯定和鼓勵。郭麐遷居魏塘以後，吳鵾也時相過從。兩人相交的三十餘年中，一起在汾湖周邊探親訪友、尋梅賞景、流連詩酒，兩人都留下了許多互酬唱和之作。五十歲那年，吳鵾爲了生活依胥塘雁塔寺廣信爲僧，法號天寥，郭麐同郭鳳、黃凱鈞等人鄭重相送，並分韻賦詩以紀之。兩年後，吳鵾卒，郭麐爲其遺稿作序，謂吳鵾學作詩之時，里中人“莫不目笑之”，然“里中被儒衣冠學爲科舉享田廬妻子之奉者何限，一旦溘然，欲求一字之留於後不可得”，而吳鵾有二百餘首詩歌流傳後世，“亦可無恨焉爾矣”(《天寥遺稿序》)。從此序可見，郭麐對自學成才的吳鵾是很讚賞和維護的，這也正體現了他“極近情，極服善”的性格吧。

除“生平樂友朋”(郭麐《寄鐵門湘湄用東坡岐亭韻》)之外，郭麐的另一大樂事就是與弟弟郭鳳晨夕與共、白首唱和。郭鳳(一七七二 —一八四一)，字丹叔，成童受經，未畢，家貧服賈，後復爲學。晚年爲童子師，藉以自給。著有《山礬書屋詩》初、二集行世。比郭麐小五歲的郭鳳，曾因家貧和天資不如哥哥而被父親放棄，中途輟學，年紀輕輕就跟著岳父學做生意。一次在外行商時，昏夜墮水，幾乎喪命。母親心疼兒子，不再讓郭鳳學商。於是，郭麐鄭重其事地將十八歲的弟弟託付給吳江名師顧汝敬。顧汝敬“有人師經師之目”，亦是郭麐好友袁棠、朱春生的老師。郭鳳在顧先生的培養下，成爲“竹溪七子”之一。郭鳳“好爲詩，時有性靈語”，似乎人生的樂趣就是與哥哥郭麐一起討論詩歌、彼此唱和：

花晨雪夕，賓侶不至，或命酒相對，此倡彼和，輒至夜分，忻然不知明日之無炊也。(《(光緒)重修嘉善縣誌》卷二十五)

晨夕相對的日子，兩兄弟一起賞花賞雪、訪山水訪友朋，其樂融融；分别兩地的時候，兩兄弟彼此記掛思念、寄家書寄詩篇，情意切切。對郭麐、郭鳳來說，家境或困窘或小康，居處或蘆或魏塘，人生或順暢或挫傷，都不曾影響他們之間這種基於血緣、成於志趣、深於歲月的兄弟之情。郭麐晚年寫給郭鳳的詩句“殘年斗粟惟君共，試作新詞招我魂”(《疊前韻寄丹叔》)，酸楚中流露出慶幸，對此生有這樣一個相依相伴的弟弟的深深慶幸。

窮也好，達也好，狂傲也好，任情也好，交滿天下也好，顧影自憐也好，郭麐只是一個落魄但不潦倒的“小人物”而已。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七月初六，郭麐因病卒於家，年六十五。妻某，妾名素君。生一女，名茶，適山西浮山知縣夏寶晉。無子，以弟郭鳳子郭桐爲子。

二

乾嘉詩壇，影響的應屬袁枚的“性靈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郭麐與翁氏並無交往，但他的老師、桐城詩派創立者姚鼐是翁方綱的好友，兩人曾經深入討論文法和詩法。翁氏論詩講究“義理”，強調“學問”，姚鼐持論亦與之相近，他說“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善，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答翁學士書》)，亦認爲詩文以義理爲重，他還說“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習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學問宏大，自能别開生面”(郭麐《樗園銷夏錄》卷下)，亦是主張以學問爲詩。郭麐二十三歲時拜姚鼐爲師，從學於金陵鍾山書院近三年，其間生活困窘，“典衣寄銀”以養母，姚鼐“時以束修益之”(《樗園銷夏錄》卷下)。因爲這層關係，郭麐常被視爲桐城詩派陣營中人。但郭麐的詩學觀念，與姚鼐頗有不同之處。郭麐嘗說“余厭宋人妄議昔賢優劣”(《靈芬館詩話》卷八)，其《靈芬館詩話》、《靈芬館詩話續》、《樗園銷夏錄》、《爨餘叢話》諸書於乾嘉詩人行實及作品記錄雖多，但從不妄加貶抑。故郭麐論詩，亦無門戶之見：

詩之風格，隨時而遷。始必有一人倡之，已而衆人和之。久之厭生，又必有一人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