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回，我在台北书院上课，有学员提问，读史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到底有什么干系？

提问者，是位中年男子，近年来，遇到了人生的大困顿；很长的一段时间，心头都解不开。后来，他在《中国时报》读了我谈史记的文章，颇有触动；暑日去了趟池上，恰好，又在大坡池与我不期而遇。不久，我开了课。每一回，他总极早就到；每一次，他总扣着最真切处发问。我喜欢这样的真切。

这样的真切，现代人渐渐离得远了。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找不到着力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也有点沉重，却又有些说不出的飘浮感。一如每天，他们可能低着头，滑着手机，看似忙碌；也可能翻着书，写着稿子，看似用功；但用功忙碌之余，总仍有种难以形容的不对劲。这不对劲，他们有时也察觉得到，可是，未必能挣脱得了。信息社会将铺天盖地的讯息，淹没了他们；即使是所谓学问、所谓文化，常常也只是阻隔了他们。结果，他们慢慢失去了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该有的真切感。因不真切，故而飘浮。因不真切，故而他们无力挣脱。

只有真切，生命才有风光，也才能够翻转。《史记》不只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极真切的生命之书。我写《史记》，希望能写出一种风光，也能写出一种真切。

二○一四年元月三日，薛仁明于台东池上，是时山坡上梅花盛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违了！

──我读史记

历史，公推二司马为最。其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大手笔。可惜，他是个儒者，生性严肃，还有些执拗，而且，又过度紧盯着“资治”之用，因此，全书写得严严实实，简直是密不通风。较诸《史记》，《资治通鉴》虽有所长，却少了些游于虚实之生气，更不易见那吞吐开阖的大气。

能吞吐开阖，方可大气。当年，因李陵之祸，司马迁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后来他写《史记》，偏偏却跌宕多姿，妙趣横生。如此不为苦难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阴影，反倒更能吞吐，更为大气，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马迁能将所有的磨难尽化成生命之阴阳回荡，《史记》这本领，是中国史书及时。

史记》的荡气回肠，处处可见，我尤其喜欢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在《高祖本纪》里，太史公写刘邦击黥布后，途经沛县，“留置酒沛宫”，招旧识父老子弟，放怀纵酒。当酒已沉酣，刘邦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极好；朱熹曾誉之，“壮丽而奇伟”。可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从刘邦置酒沛宫一路写起，“悉招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到了这儿，偏偏就不将此歌辑入。盖不收此歌，其实无碍于叙事之完整，更无损于“资治”之用。或许，在司马光眼里，收进就多余了。但是，太史公不仅写入书里，还成了文章的一大亮点；在《史记》全书中，更时时可见诸如此类无关叙事完整、也貌似无用之闲笔。这些闲笔，看来无甚紧要，却可让文章顿时摇曳生姿。有此风姿，后人遂可读之不倦。这样地看似无用，其实最可沁人心脾，这正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闲笔，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不仅有了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也正因有此闲笔，不仅闻听得到这些人物的言语謦欬，更可触及那生命的魂魄深处。

史记》在“大风歌”之后，接着又写高祖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着沛县父老，刘邦言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四句话，说得动人；尤其在刘邦自知余日无多之际(半年后，高祖崩)，格外显得情真意切。刘邦较大的本领，是与世人无隔；他是个迥异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却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悦。因此相知相悦，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汉家天下。《汉书》说他，“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这是王者吞吐开阖的能耐。既然连“监门、戍卒”，都可“见之如旧”，更何况家乡的父老？于是，刘邦面对满城故旧，不禁脱口说出“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百感交集的话语。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独独只留了“游子悲故乡”一句，后头的三句，尽管感怀更深，可司马光大笔一划，直接就删掉了。

更可惜的是，刘邦与故人叙往事、思来日，悲欣交集，痛饮十数日，，欲去，沛县父兄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准备启程长安，结果，一出城，沛县全城皆空；满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献牛的献牛，献酒的献酒，刘邦不禁动容，遂“复留止，张饮三日”。这一段，《史记》写得满纸人情，简直是“氤氲四溢”，可是，《资治通鉴》却只字不提。

高祖本纪》细细描绘了刘邦归返故里的欢欣与怆然，正如《项羽本纪》详述着项王垓下受围的慷慨与悲歌，写的，都是传主的魂魄。《史记》写事，更写人；《史记》写人，更写魂魄。那时，项王受围，英雄末路之际，不胜悲怆，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是，“歌数阕，美人和之”。这一段，《史记》写得勾魂摄魄，千载后，读之仍不免心惊；今人纵使不读《史记》，单单看京剧《霸王别姬》项王与虞姬悲歌那幕，都还要不胜欷歔的。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不仅将项王之诗给删除，索性，连虞姬提都不提了。

资治通鉴》不写这些，当然是司马光的严正。儒者的严正，本是件好事；论语里头，孔子何等严正？有此严正，才有百世不易之大根大本。可是，当严正一旦过头，以至于无法呼吸，无法开阖吞吐，那么，就不免沦为拘泥闭锁了。宋以后的儒者，拘闭者日多；他们个个是正人君子，眼里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于是，英雄美人之事，多半不屑一顾。他们只知实、不知虚，只知有、不知无。《史记》写刘邦、项羽的慷慨悲歌，正如旧小说大量穿插的诗词，看似无关紧要，可却是真实生命的呼吸与吞吐。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国文明所说的虚实相生。

这些儒者，昧于虚实；因此，在正邪之间，便经常迂执不化。他们只相信“正能克邪”，却无法对世间的贤愚不肖有着相知与相悦。他们凡事太过认真，爱憎又极度分明，结果，在“大是大非”的幌子下，比谁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正因如此氛围，北宋才有那惨烈的新旧党争。在新旧党争中，司马光之所以会那般荒腔走板，不正因拘执太甚吗？而北宋之所以亡于党争，不也正因儒者的开阖吞吐出了问题吗？

宋以后，理学大盛；到了清代，朴学又起。由宋至清，但见儒生越来越正经，学问也越做越严谨。到了后来，他们是连一个词、一个字也毫不放过，半点都不得含糊。他们凡事较真，凡书也必要考证出究竟之真伪。他们整天忙着纠正别人枝枝节节的错误。这样地严谨认真，看似好事，可实际上，却只见一个个日形拘闭；从此，儒者开阖吞吐的能力更衰，气象与格局也更为萎缩。如此拘闭，到了民国，并无改善；在现代学院里，反更变本加厉。学院中的读书人，竟日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论文，不论格式、脚注、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缺一不可，严谨得不得了。可写这些极度规范的所谓论文，通常也就三、五之人勉强读之，除了为稻粱谋，除了不得不然之外，还有多少人谈气象格局？又还有多少人关心吞吐开阖？

二十六年前，因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我进了历史系。可才到台大，系里就开始教我们读论文、写论文。读来读去，但见一篇篇号称客观的分析，却感觉不到一点点历史的温度；只看到一桩桩貌似严谨的论述，却碰不着一丝丝人物的魂魄。每次读完论文，脑袋填塞得紧，心里则空虚得很；毕竟，那没温度，也没魂魄。现代学院毫无生命实感的学术论文的大行其道，与现代社会无法遏止的躁郁狂症的大肆流行，其实，是同一回事。他们，都失去了魂魄。所幸，后来我脱离了学院，开始无所为而为地读着《史记》，慢慢见识到太史公在叙事描形之际，以事显体，由形入神，这时，我读到的，不仅是中国文明原有的精神，更是自己年少以来消散迷失已久的魂与魄。唉，久违了！

绰绰然，有余地

两千多年前，垓下突围、疾走东城，，逃到乌江边的，如果不是项羽，而是刘邦，那么，结果又会如何？我想，乌江亭长若是舣船以待，喘息未定的刘邦，肯定顾不上换气，二话不说，立马便催请开船。万一，这乌江亭长是个项羽粉丝，迟迟不肯渡刘；那么，刘邦大概会使出浑身解数，或劝、或慰，或哄、或骗，如若不然，也可能是或抢、或夺，总之，必定要赶紧渡江不可。渡了江，刘邦既不忧思难遣，也没踌躇不前，反正，只要保住色身，一切好说。胜负乃兵家常事，老实说，他输惯了；输得再惨，也不过，就是一败。一路上，不管逃得多么难堪，刘邦压根没放心上。因为，身段与面子，那是项羽的问题，他没这种困扰。对刘邦而言，人生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想这么多，其实，是庸人自扰。

刘邦平民出身，是个无赖，当然可以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然而，祖上世代为楚将的项羽，才一出生，他的周遭环境，他的生活气息，便已让身段与面子层层叠叠，都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别人可以不在意，可偏偏项羽就万万不能不在意。这样的贵族出身，兼又年少暴得大名，几乎就注定了他的结局：垓下突围、疾走东城，到了乌江边，思前想后、踟蹰再三，然后，把自己，活活逼死。

是的，性格决定命运。对刘、项而言，迥然有别的出身，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更预示了最终的命运。不过，贵族出身，或者说，世家子弟，尽管常常有类似的极难负荷的包袱，可是，这样的背景，真的就只是包袱吗？其实不然。在某些人身上，正因有此背景，反而才更有办法成就某种极独特又极有内蕴的生命特质。

譬如谁？

张良。

一般而言，世家子弟起手便高，他们有家学、有人脉、有资源，因此，容易成名，也容易成就一番事业。这理，大家清楚；个中好处，任谁也都明白。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张良的身上，有种生命特质，姑且名之，曰：“绰绰然，有余地”。这样的“绰绰然，有余地”，固然与其天资、与其阅历有关，但是，和他的贵族背景、世家身份，更脱离不了干系。

那时，刘邦灭楚，定天下，即皇帝位，开始论功行封。一分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都一年多了，还搞不定呢！当年封侯，众人呶呶不休，日也争、夜也争，从没个定论。然而，这一群功臣，面对曹参，倒是异口同声，咸以为他“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及时”。后来，曹参果然封了平阳侯，至于食邑，则有一万零六百三十户。换言之，万户之侯，大约，就是论功行封的吧！

可是，当天下甫定，张良连开口都没有，刘邦倒主动说了，“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遂要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以为食邑。啧啧！在齐地(那可是个富庶之地呀！)随意挑个三万户，那不等于“功最多，宜及时”的曹参的三倍吗？是的，面对如此“浩荡皇恩”，只见张良既不疾、亦不徐，从从容容，言道，“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在留地不期而会)，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一席话，说得极温婉谦让，又极情深意重，真真是“绰绰然，有余地”；刘邦听了，当然只能成全他，遂封张良为“留侯”。

食邑三万户，唉，那可是多少功臣连痴心妄想都不敢企及的呀！当时，为了位次、为了食邑多寡，这些平民出身的功臣汲汲营营、纷纷扰扰，或不满、或不服，独独张良身在其中，却像个局外之人。只见他风轻云淡、一片清寂；别人梦寐以求的，他倒是宁可少，不愿多。毕竟，“五世相韩”的贵族出身，张良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当年为秦所灭时，他家里，还“家僮三百人”呢！富贵与荣华、功名与利禄，个中的真假，里头的虚实，他岂能不明白？又焉能不清楚？“今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如此自谓布衣，当然只是谦称。张良如此谦冲抑让、澹泊宁静，除了他本来就是个异人之外，其实也因贵族出身，故而早早就看过、尝过、经历过人人向往的那些锦绣繁华；正因亲身经历过繁华，又亲眼看见过繁华落尽，于是，在起落之间，他就比谁都从容；在取舍之际，更比谁都“绰绰然，有余地”。

正因如此，同样是舍，同样是退，比起他人，张良也有更多的淡定与安然。譬如，当年范蠡辞别勾践，虽说酝酿极久，但真到了时候，却只在刹那之间，便斩断一切情缘，从此万事不管，彻底远走高飞。那样地决绝，那样地不留情面，固然极干净、极利落，却也让越王勾践有种被剥光衣服、无所遁形的羞辱感，顿时之间，勾践恼羞成怒，原先潜藏的杀心，一下子便喷涌而出，遂公开要范蠡立即回返，“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他更想说的话，则在后头，“不然，将加诛于子！”

相较而言，张良却是不同。刘邦虽然也杀功臣，可他与张良之间，从头到尾，却啥问题都没有；但见君臣二人，多有揖让，始终宛若宾主，一团和气哪！于是，张良即使功成身退，也不给人压力，更不让人紧张；他只是不居功，只是谦冲澹泊，然后以一种若有似无、似无还有的姿态自自然然地淡出。早先，在扶汉兴刘时，张良就举止安详；所有的作为，大化无形，宛若春雨润物一般，悄然无声。而后，待要幡然转身时，张良安详如故；即使挥手告别，也是既无风雨亦无晴，果真，一派天清地宁。

这天清地宁的张良，因家世显赫，自幼起，见识所及，不论王公贵族，抑或奇人异士，所阅多矣。所阅既多，加上天资过人，因此，当年留地一会，张良凭其不世出的穿透力，一眼便看出刘邦的天才丰姿(“沛公殆天授！”)，当下，更清楚刘邦的性格与为人。他很明白，今日刘邦，与当年勾践，其实不同；来日他要功成身退，也不必像范蠡那般激烈、那般剑拔弩张。

张良的从容，也得力于他们家“五世相韩”的特殊背景。众所周知，战国后期是个秩序陵夷、封建崩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张良父祖能如此长期为相(先后经历了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韩厘王、韩悼惠王五个君主)，显然，必深谙君臣相与之道，否则，焉能久居此位？事实上，这君臣相与之道，或许才是张良最深刻也具分量的家学渊源吧！比起他人，张良很早就明白，不管为君，或是为臣，双方总有其限制，亦各有其难处。这些限制与难处，从小他听多了，也看多了；因此，世家子弟的他，通透于世情，出入于人我；因此，聪明的他，对种种人性的幽微有着最如实的观照(所以，极温婉谦让)与最细致的体谅(所以，极情深意重)。他很清楚，为臣子者，若整天眼巴巴地期待主上圣明、廓然无私，这固然幼稚；可若一直揣想着国君如何狡诈阴险、凶狠残酷，竟日把“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话儿挂在嘴边，其实，也不切实际。事实上，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为君不易，为臣难”，只有如实体会到彼此的限制与相互的难处，才可能真正不忮不求、不亢不卑，也才可能在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地”。这样的余地，既可留给对方，更是留给自己。

作为一个明白人，张良永远身在其中，也永远像个局外之人；他像是置身局外，却又最能掌握全局。他为人臣，最知君；他贵族出身，可又比谁都看得出平民出身的刘邦的能耐；他有着世家子弟好的生命质地，却也比谁都更能欣赏那种赤条条来去的无赖的强大生命力。如此张良，其眼力、其能耐、其气度，又岂止“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这寥寥数言便能说道得尽？

长者

现代人受西方(尤其美国)影响，喜欢标榜年轻，同时，也多半怕老。君不见，台北捷运有多少的车厢，明明站了不少人，可博爱座的空位，却常孤零零地一径冷清着。这时，仔细一看，可能还有几位长者正站一旁呢！博爱座如此乏人问津，一方面，当然是台北人谦冲客气；二方面，也是有些长者身体硬朗，犯不着坐着，毕竟，“卧不如坐，坐不如站”。可是，另一方面，这的确也是因许多人视博爱座如忌讳，坐那儿，总有说不出的难受与不自在；这样的不自在，说白了，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老者。

当“老”已成了某些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时，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换言之，当大家不以“长者”为尊贵时，这就是一个没志气的时代。

古人比我们有志气。

当年，刘邦年近半百，出差咸阳，适逢秦始皇出巡，他道旁观看，看着看着，不禁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数载之后，果然，刘邦打下了汉朝四百年亮煌煌的江山。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个关键：他是个“长者”。

刘邦的“长者”之风，由来甚早。当初他还是个亭长时，一回玩闹，误伤了哥儿们夏侯婴。依当时律法规定，亭长伤人，其罪甚重；因此，夏侯婴为了回护刘邦，宁可作伪证，宁可因翻案复审而坐牢一年有余，又宁可遭鞭笞数百下，都在所不惜！从这点看来，刘邦除了是个无赖之外，可还是个让兄弟不惜牺牲都要挺身相护的“长者”呢！

到了秦末，天下大乱，沛县老少纷纷而起；他们杀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欲以为沛令”。拥刘邦为令，一则因刘邦已然亡命在外，率众百余，算得上略有实力；另方面，也因多数文吏(譬如萧何、曹参)担心来日事败，“秦种族其家”，不愿出头，于是一致推让给刘邦。除这两点之外，更紧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如同东阳(当时另一个起事的县城)少年群推陈婴为长所说的理由：他是个“长者”。

刘邦起兵之后，加入了项梁阵营，项梁随即又拥戴楚怀王为诸侯军的共主。不久，项梁败死，楚怀王开始调兵遣将，派人向西略地，准备进入关中，一举破秦。任谁都知道，挥军关中，乃天下及时等大事，而且，楚怀王还公开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换句话说，谁先平定了关中，谁就成为京畿所在的秦地之王。因此，雄心盖世的项羽，一方面想拔得头筹，一方面也想报叔父项梁为秦所杀之仇，于是便自动请缨。然而，怀王回绝了项羽，在诸多将领中，却独独挑选了刘邦。那时，楚怀王的理由是：“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因为是个“长者”，故刘邦受推为沛公；后来，又因为是个“长者”，刘邦才入得了关中，成就日后的汉王。待成为汉王后，又有王陵之母，宁可自刎，也不受项羽要挟；自刎之前，遗言要王陵“谨事汉王”，理由是，“汉王长者也”。

问题是，何谓“长者”？

“长者”当然年纪大，但是，又不尽然。

在中国，年纪一大，似乎就是个优势。中国人看戏看压轴，凡事“好戏在后头”。事实上，中国人的一生，只要下足功夫，沉得住气，常常越是晚年，就越光彩纷呈。譬如书画，古人且先不表，单说近代，齐璜年约六十，才开始“衰年变法”，从此大破大立，白石老人的画风于是一变，遂成独绝；此外，又有八十三岁的张大千，去世前数月，含着心脏镇定片，在家人扶持下，爬上订做的高桌，画就一幅笔酣墨畅、大气淋漓的《庐山图》，长有十米，高则一米八，多年前，我在台北故宫亲见原画，不禁目眩神摇。而至如今，还有个星云法师；他本非书家，写字也只是随缘欢喜；年过八十，近乎失明，落笔时，甚至还要人搀扶；但他那一手书法，可真是越写越好了。

年纪一大，他们的生命，慢慢就淬炼出特殊的质地，有点像石墨变成了钻石。这样的淬炼，书画只是其一，更精彩的，还得看看《史记》里头那几位老先生。譬如姜太公，大家都熟，你说，当初他踏上历史舞台，先辅文王、后佐武王，才刚刚开启周朝八百年国祚时，到底已多大年纪了？又譬如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都这把年纪了，他才初初投靠项氏，成了项羽日后的大谋臣。七十几岁的范老头，若非后来被陈平离间，若还一直待在项羽底下，那么，刘邦真要扳倒项羽，恐怕，还不容易呢！此外，秦末还有个郦食其，在陈留县高阳那小地方，穿着一袭儒服，想拜谒沛公，闻听沛公不见儒生，这六十几岁的郦老头，只两眼怒瞪，按着剑，对使者厉声呵斥，“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

好一个郦老头！当初，他在高阳当里监门吏，职位卑微；可全县上下，却从没个人敢使唤他。迨天下兵起，途经高阳的各路英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郦老头一个个打量，又一个个摇头。独独沛公，郦食其一眼看出，此人尽管轻慢，可心量气度，却大非寻常；若套句郦老头的话说，“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足智多谋而有大见识)，此真吾所愿从游。”

既要从游，就得求见；结果，郦老头厉声一喝，果然如愿见了沛公。可才入谒，却只看到刘邦倨坐床上，满脸吊儿郎当，正让两名女子洗脚呢！郦老头一看，“长揖不拜”，接着，又正色言道：足下若想成就大事，“诛无道秦”，那么，就“不宜倨见长者”！

呵！你瞧，在怀王口里“宽大长者”的沛公面前，这回，郦老头也自居“长者”呢！当然，郦食其比刘邦大十来岁，但是，这绝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应在于他对刘邦所说的，“吾度(揣度，判断)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换句话说，比起刘邦，郦食其自认更“智勇双全”，而这，才是他自居“长者”的根本理由。

因此，所谓“长者”，从来就不只是年纪大。事实上，当初被推为沛令时，刘邦的老父(《史记》称之为“太公”)犹然健在；东阳少年拥戴为王时，陈婴的老母也还头脑极其清晰；他们这两个当儿子的，年纪又哪能多大？他们之所以被称“长者”，除了年纪的确不轻之外，更在于他们身上具有年长之人该有的“美德”。这种“美德”，比如是刘邦的“宽大豁达”、陈婴的“忠信恭谨”、郦食其自诩的“智勇双全”，或者，也比如是姜太公、范增那种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

换句话说，所谓“长者”，其实是一个生命圆熟之后，凭其丰富的阅历，借其深远的智慧，于是淬炼出一种特殊的人格质地。这样的质地，有种特殊的分量，有种慑服的力道，可让人由衷地敬佩，也使人魂魄为之震动。有了这种质地，“长者”因此有种尊贵，可以服人，可以养人，可以与世人相知相悦；也正因如此，“长者”可以为长，可以为王，可以打得了天下。

“长者”的一生，是开了好花，又结了好果。他们在年长之后，生命逐渐积淀，于是有种丰厚；他们在年长之后，生命逐渐通透，于是更有种明亮。他们越是年老，就越见风华。正因如此，中国一向是个长寿的民族，中国人也特别懂得敬重长者。就单单前头这几个“长者”，你瞧那精神！瞧着瞧着，我们当然欣羡，也当然向往，然而，在佩服的当下，可否也有一问：来日，我们会成得了如此风华又如此精神的“长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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