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品读《史记》

史记》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称赞它"严格、"，并且读时做了许多批注。同时，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十分崇敬，对他"求实"的高尚史德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日后的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并且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十分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人的品质和传统。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

[品读原文]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摘自早年文稿《体育之研究》。

品读原文]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摘自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见陈晋：《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5年，当时在长沙及时师范读书的，曾经和罗章龙一起到过长沙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面对历史遗迹、先人功勋，青年内心中势必产生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对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颇有兴趣，他不仅在早期文章中赞扬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而且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更号召边区军民学禹的吃苦精神，而且认为禹王是身体力行的劳动者。在对大禹的评说时，称大禹为"王"，说他是做"官"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禹也耕田，从个侧面道明了原始共产主义向奴隶制王朝转化时期的历史特征。

大禹治水，摩顶放踵，身经百难，历尽艰险，终于百川归海，水患消失。禹得到人民拥护，遂称天下之王。对于大禹治水故事，可以说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土地广袤，江河众多，水患频繁。可以说水患的治理情况直接影响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大禹治水成功得天下。西汉时文帝、景帝到汉帝，都使黄河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东汉时光武帝、汉明帝也曾注意治理黄河，遂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光武的中兴局面，两汉绵延四百余年。而在隋末、元末河患严重，得不到好的治理，致使民怨沸腾，加剧了两朝统治的灭亡。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治水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抓住水患的治理，就抓住了稳定天下形势的一个关键。

老子不是唯物论者

品读原文] 我们必须学会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品读原文]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品读精华解析] 1917年暑假，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可见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的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前面引的谈老子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在较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评述的。

在这里，教导人们要地看问题。所谓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只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在这里举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匈牙利事件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据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

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就是运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

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1964年8月3日，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提交给他的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十份交我为盼。廿七日上午六时"。

对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据分析，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老子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

[品读原文]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76页)。

[品读原文] 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页)。

[品读原文]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品读原文]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品读原文]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品读精华解析] 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五经。"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盂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审阅过。在给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一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的信中，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出逃事件发生后，等人在住处查到一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