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殉教者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

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

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

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较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

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

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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