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并随时可能变得与原来想象的不同。达维尔为失去胡斯列夫•穆罕默德帕夏这样一位生气勃勃而又坦率的朋友而不快，如今事过多日，也不再耿耿于怀了。本来他在穆罕默德帕夏那里总能得到亲切的接待，善意的谅解和一点什么帮助，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漠、无情和不幸的易卜拉欣帕夏，此人对己对人都是累赘，他心如铁石，从他那儿你休想听到半句亲热的话，休想看到一点儿人情味。在同总督初次接触之后，达维尔就肯定了这个看法，在听了达夫纳有关他的全部介绍之后，便更加深信不疑。但是不久，这一事例使领事相信，达夫纳评价他人虽然清醒，正确，但实际上失之偏颇。老实说，在议论普通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关系时，他的判断精辟，正确，，一针见血。然而碰到较为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他因为思想懒惰和冷漠无情，往往急于下结论，作出简单、仓促的判断。这次也是如此。经过两三次谈话之后，领事发现总督并非当初他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首先，新总督也有自己“特别喜爱的话题”。只是这不是胡斯列夫•穆罕默德帕夏爱谈的大海，也不是其他什么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的东西。对于易卜拉欣帕夏来说，每次谈话的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是塞利姆三世陛下的被推翻和与此有紧密联系的他自己的个人悲剧；这是他议论一切的出发点。他从这一事件出发，评价周围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切都显得悲观，艰难和渺茫。然而对领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总督并不是“肉体上的怪物和精神上的僵尸”，有能触动他，感动他的话题和话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事日益深信，虽然每次同总督谈话，都像万事皆空的演说，但这位冷酷、忧郁的总督在许多方面比动作敏捷、容光焕发和常挂笑容的穆罕默德帕夏好得多，得多。达维尔善于倾听他那些悲观的议论和泛泛的想法，这一点正投总督所好，使他感到满意，博得了他的信任。现在总督经常同达维尔促膝长谈，其时间之久，信赖之深，都是冯•米特勒和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领事越来越习惯这类长谈，两个人专心致志地谈论这个远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幸，谈话结束时，领事总能解决一件什么小事，其实他也就是为此才来拜谒总督的。

他们的谈话一开始，总是对拿破仑最近在战场或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的胜利称颂一番，但是总督按照自己的倾向，把话题一下子从积极的愉快的内容转到令人苦恼的不良现象方面。例如，转到英国，转到它的固执、放肆和贪婪，讲到即使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与之斗争，也难奏效。由此只要话锋一转，就会作出结论：管理人民，发号施令总是难事，国王和首领的使命吃力不讨好，世上之事总不能尽如人意，总是与无力的道德准则和仁人志士的意愿背道而驰。由此自然而然地转入塞利姆三世及其辅臣的命运。达维尔一言不发，倾耳细听，表示深切的同情，而总督哀伤而又激动地侃侃而谈。

“世间不企望幸福，百姓不盼明主、贤君。善良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伶仃的孤儿。愿苍天助你皇，不过我亲眼目睹我皇陛下塞利姆苏丹的遭遇。真主赐我皇高尚的品德，奕奕的神采。他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为帝国的繁荣昌盛，燃尽方休。他天性聪慧，极富同情心，公正无私，从未萌生作恶和背叛的念头，从未料到人心如此凶狠，如此虚伪和奸诈，因此，他不会自卫，而且无人能保护他。他殚精竭虑，宵衣旰食，过着开国几代哈里发以来少有的清廉生活，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自身免遭奸邪的攻讦和防止篡位谋反。所以才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一队兵勇，一批军人的败类，在那个发了疯的歹徒率领下，推翻这样一位苏丹，把他监禁于西拉尔宫，从而破坏了他那救国救民的远大计划，而把一个昏聩无能、荒淫无耻的人扶上王位，他周围尽是酒鬼、不学无术之徒和一些有反骨的乱臣贼子。你瞧瞧这个世道！能明白个中道理的人何其少，而希望并能干预此事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由此，话题很容易转到波斯尼亚以及总督、领事不得不居住于此的时局。易卜拉欣帕夏谈到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人，措辞并不十分激烈，也不带悲观色彩，达维尔倾听他的议论，表现出由衷的同情和充分的谅解。

总督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塞利姆被推翻的时候，正值易卜拉欣帕夏执掌军权，他秣马厉兵，准备把俄国人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赶出去。胜利在望之际，偏偏发生了这一事件，帝国、英明的苏丹和他易卜拉欣帕夏本人，错过了一次已经稳操胜券的大胜；结果是，他受尽侮辱，受尽摧残，出人意料地被贬谪到这个遥远和贫穷的国家来。

“我的高贵的朋友，您自己已经看到，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我要与之斗争和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对付一群野水牛，比对付这些波斯尼亚贝格和阿扬要容易得多。这是野人，野人，野人，是一些无理智、粗野、愚昧，而又墨守成规、妄自尊大、一意孤行、头脑空空的野人。请相信我：波斯尼亚人的心目中毫无荣誉感，头脑里没一点儿聪明才智。他们你争我吵，尔虞我诈，竭尽相互倾轧之能事，他们熟谙并精通的唯有此道。现在我就是要率领这样的人去平息塞尔维亚的叛乱！自从推翻和监禁塞利姆苏丹之时起，我们帝国之事，就是这样糜烂不堪，我们今后的命运如何，只有苍天晓得了。”

说到这里，总督戛然而止，不再作声了。他的脸部毫无表情，一对深陷的，只有到绝望时才现出点生机的眼睛，此时开始闪出茶晶般的幽光。

达维尔打破了缄默，他有意小心翼翼地说道：

“天有不测风云，倘若时来运转，君士坦丁堡形势发生变化，阁下即可东山再起，重登大丞相……”

“那又怎么样呢！”总督挥了挥手，仿佛打定主意，要在这天上午把自己和领事引入无止境的忧愁之中。“那又怎么样呢！”他继续用喑哑的嗓子说道，“不过是转发下面可能不执行的一些敕令，保卫社稷，以击退俄国人、英国人、塞尔维亚人和一切来犯之敌，扭转难以扭转之局面而已。”

这类谈话将近结束时，领事总要提及他为之而来的问题，如领取运小麦到达尔马提亚的许可证，解决边界争端等等，总督正浸沉于哀痛的沉思之中，不假思索便慨然应允。

下一次接见时，总督又触及其他一些问题，但是一直十分镇静，露着极度绝望和无限悲伤的神情。谈及新任大丞相时，他说，新任大丞相由于他易卜拉欣帕夏的历次赫赫战功而妒忌他，故而对他讨伐塞尔维亚之战不下命令，不通情报，不给兵粮。有时提到他的特拉夫尼克前任总督胡斯列夫•穆罕默德帕夏时说，他也是被这位大丞相贬到克谢尔这样一个荒僻、边远的地区去的。

这一切都错综复杂地堆积在领事头脑里。虽说他的事情每次都能顺利地得到解决，但回到家中，仿佛中了毒，茶饭不进，夜里总是梦见遭到不幸、放逐和种种灾祸。

不过达维尔依然感到满意，因为总督不可治愈的悲观主义在这个野蛮的土耳其世界中得不到一点儿理解和同情，唯有他这个命途多舛的外国领事能够理解，并且在那个对双方来说都是幽静的斗室中，两个人相会相聚，以诚相见，至少暂时接近起来了。他时而觉得，只要再稍作努力，他和总督之间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和真正富于人情味的关系。

但是偏偏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暴露了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揭示了总督的另一面，这比达夫纳给他下的评价更糟，更令人失望的一面，重新使达维尔陷入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使他丧失了有朝一日在这个地区看到比眼泪、微笑或目光持续时间更长的“一丝人情味”的希望。于是，领事在惊愕和绝望之中对自己说，东方的严峻的教育会永远延续下去，在这些国家里，出人意料的事会层出不穷，同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也不存在正确的尺度，不变的评价和永恒的珍贵感情。

这些人会干出什么事，无法预料，即使说个梗概也不可能。

一次，总督突然邀请两位领事同时赴会，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们的侍从在大门前相遇。大厅庄严隆重。侍卫官们来来往往，低声交谈。总督和蔼可亲，仪态威严。仆人送上及时杯咖啡和长烟袋后，总督和财政总监出来，坐在一旁。总督向两位领事宣布，他的助手苏莱曼帕夏率领波斯尼亚军队于上星期渡过德里纳河，歼灭了由“俄国军官”训练并指挥的最精锐、最有组织的塞尔维亚纵队。他希望，这次大捷之后，塞尔维亚不会有很多俄国人了，大概，这也是叛乱失败的开始。总督说，此次大捷意义重大，在塞尔维亚恢复秩序和安定显然已经为期不远了。他知道，两位领事作为好朋友和邻邦使节，将对此感到满意，故而他邀请两位来同他分享捷报带来的喜悦。

说到这里，总督刹住了话头。这好像是个信号，为数众多的侍卫立即跑步般地涌入大厅。大厅中央铺上了席子。拖来了几个篮子、粗皮袋子和油黑发亮的猪皮囊。他们迅速地解开绳子，张开袋口，把里面装的东西抖落出来。这时，仆人又给两位领事送上柠檬水和新装上烟的长烟袋。

席子上撒满了割下来的人的耳朵和鼻子，数量惊人——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一堆人肉，上面撒上了盐，并因为血液凝固而变得黑糊糊的了。大厅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令人恶心的湿盐味儿和血腥气。从篮子和袋子里又拿出不少缀有金属雄鹰的军帽，皮带，子弹带和四周绣着金边、中央画有圣像的狭长红、黄旗。随着这些东西还掉出两三个带杆的天使像，撞在地上，发出啪的响声。又拿进来几把用树枝条捆着的刺刀。

这些东西全是战胜“俄国人缔造和指挥”的塞尔维亚叛乱军的战利品。